读书报：那么，您认为是《团长》的艺术手法没有表现出主创人员的主观意图？

　　袁济喜：我看了《南方周末》发表的《团长》编剧兰晓龙的个人独白，我想就此谈几个观点：首先，“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炮灰”，这种提法是非常蛊惑人心的，也是非常值得辨析的。剧中的这些“炮灰”原本都是些乌合之众，被强征入军，糊里糊涂地被推上前线。编剧以此证明，这些人入伍打仗是无意识的，谈不上英雄；想证明战争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无所谓英雄与炮灰之分。

　　对这个问题，我想也需要认真地辨析。我们都知道，就像美国现代著名作家海明威说的，“任何战争都是一种悲剧，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海明威说得非常精彩，“我一辈子见过不少战争，我对它深恶痛绝，但是还有比战争更坏的事情，而且都没有好结果。”我想海明威指的可能就是法西斯轴心国胜利得势后荼毒生灵，可能比战争更坏。中国人民之所以浴血奋战，就像《四世同堂》里描写的，不愿意过小羊圈胡同里那种被人奴役的生活，所以祁家老三坚持去抗战，胡同里的许多百姓都为反抗日寇牺牲了。中国人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是可歌可泣的。海明威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说，“我们打这次大战，也是为了享受《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所赋予我们的光荣的权利，谁盘算剥夺我们这些光荣的权利，不管披着什么外衣，用的什么借口，就让谁伤心去吧。”海明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抗战最艰苦的年头，他到过中国南方的第五战区采访。他的战争文学观与中国人民是相通的。中国人在抗战当中，一直有这种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

　　所以中国古代的军队打仗讲究“师出有名”，在战争之前都有一个战争的檄文，留下了很多名篇，像陈琳为袁绍撰写的讨曹操的檄文和骆宾王的《讨武檄》，都是这样的文章。

　　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领袖发表过对日寇宣战的战争宣言。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正式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在历来的文艺作品、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职业杀手，这些人实际上都是触犯法律的，把这样的人称作雇佣军或“炮灰”是合适的，但是把抗战的远征军的士兵称作“炮灰”，一口一个“炮灰团”，这本身就是对战士的侮辱，对观众极大的误导。

　　谈到这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想起类似的作品，比如陈凯歌的《一个与八个》、张艺谋的《红高粱》。《一个与八个》描写的是一些土匪、刑事罪犯、投毒犯在被八路军战士押送转移的过程中，被日军包围的时候，在最后关头，他们爆发了良知，宁死不屈。《红高粱》也是如此。剧中的土匪也拿起了武器抗击日寇，在被日寇“剥皮”之前也没有屈服。1991年夏天，我在日本九州大学访学时，一位日本学生对我说，他看到这个镜头时，深深地为日本悔罪，为中国人而震撼。我认为，即使那些原来很糟糕的土匪、流氓、刑事犯，在那个时候为抗战捐躯，他就是英雄。相反，像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像周作人这样的北大教授，一旦附逆之后，就是罪无可挽，永堕地狱。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应该有个基本的判断与是非观念。《团长》认为表现的这些人出身低微，所以就是“炮灰”团，这是完全荒唐的，也是完全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在人类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犬儒权谋主义，提倡逆来顺受，从古希腊的犬儒派到近现代的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有这种倾向。它只承认历史的必然性，不承认个人的主体性。黑格尔的历史观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既然这样，主体就要顺应历史。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像孔子就说“知其不可”，像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提出“以物为身”，提出的“安之若命”，就是认命，完全认同历史，这是《庄子》当中消极性的一面。但《庄子》中还有抗争的一面，有率性自然、愤世嫉俗的一面，比如提倡“物物而不物于物”，影响到嵇康、陶渊明等魏晋名流。在人类精神史上，一直有两种哲学，一种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也有他的道理，他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反对偶然性。但还有一种是近代的康德的哲学，他强调建立的主体性。康德美学强调崇高，认为美的最高形态是道德的理想。康德强调人类主体性，用主体性来抗争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认为康德的主体性歌颂崇高，歌颂悲剧，更富有审美的魅力，在文艺作品中更具备生命价值。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王国维引用了尼采的话，以说明李后主词作由于有了深切的生命体验，因而超越时人，成为一代词宗。

　　如果照“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炮灰”的提法，那么中国人就活该做亡国奴。我们知道汪精卫在抗战时期一再鼓吹要“审时”，不要感情用事。在中国历史、批评史上也有人为秦桧叫好，说秦桧是审时派，即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说岳飞是高蹈派，只会唱高调，“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后落得个悲剧下场。我觉得这样说是非常可怕的。在中国的正面战场，包括我们看到的远征军的胜利中，盟军的支持是重要的。但即使中国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华民族依然会有很多人成为“精卫填海”、“荆轲刺秦王”那样的悲剧英雄。荆轲知道杀不了秦王，可还要去赴死，人们把他作为英雄来歌颂。所以我历来鄙视张艺谋《英雄》中的犬儒主义。如果照“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炮灰”的提法，那么我们一切都是徒劳的，一切都是白搭。这种犬儒的哲学，在当今居然获得很多人的喝彩，在《南方周末》上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理论。我认为，作为人文学者与知识分子的批评者，有必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文化批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像庄子说的，“夏虫不可以语冰”。该剧编剧自称是一个反英雄的人，“我本质上根本就是一个反英雄的人，我不相信英雄”。而且公开宣传“戏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英雄，或者说最像英雄的人，到结尾的时候一句话全给翻过来——‘不要贴上天神的名字，你这个爱哭的孩子。’”就像庄子骂惠施的故事，不能说猫头鹰喜欢死老鼠，就以为天下人都喜欢死老鼠。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蝇营狗苟，但绝对不能说这样的价值标准就能覆盖一切，代替一切。最近重播的《四世同堂》有很多地方不如老版本，但赵宝刚导演的《四世同堂》还是把老舍剧中的核心精神表现出来了——他描写了两种中国人的人格，一方面是神圣和庄严，一方面是卑劣和无耻。而《团长》编剧的这种眼光，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我们从《南方周末》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写这部作品，第一，是出于商业目的。因为原来准备拍《隋唐演义》的，结果从隋唐演义一转身便成了远征军，这个转身也未免太滑稽了。第二，从编剧到演员，骨子里也不相信英雄主义，所以指望他们创作出像邓贤《大国之魂》那样的作品是不可能的。我在《大国之魂》初版的时候，就买了这本书，那是1991年。我最早了解远征军也是通过这本书。读《大国之魂》确实感到耳目一新，确实为作者邓贤描写所展现出的士气和那一段历史所感动，所振奋。邓贤的作品完全是以一种80年代人文思潮来写的，他们相信英雄。我认为即使是现在，《大国之魂》对年轻人还是有巨大的感召力。崔永元也拍了一个电视专题片《战火传奇·滇缅碎忆》，他是从正面表现的。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尤其在现在世界经济低迷、文化低迷的时候，重温这一段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倒是应当向奥巴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