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美国的电视剧《兄弟连》，那些二战老兵现在仍然被人们视为英雄。《兄弟连》结尾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幸存的诺曼底老兵对采访者说：“我的孙子经常问我，爷爷你是不是英雄？我说我并不是英雄，我只是当时的普通士兵。但是我每天都生活在英雄当中。”《拯救大兵瑞恩》也表现了战争幸存者被美国人当做英雄。但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当中，一些逝去的老兵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健在的也有很多人受到政治偏见，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出生入死，幸存下来，是民族的英雄。中国有个传统讲“饮水思源”，作为一个民族整体，这些人是我们共有的英雄。林语堂一直被人误解为闲适派，但他在《中国人》中说了一段非常好的话，“是日本的武装侵略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使中国团结得像一个现代化国家应该团结的那样众志成城。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于是，在这种血与火的洗礼中，一个现代中国诞生了。”这是对抗战的热血评价！我们现在反思这段话，难道不应当做些什么吗？

　　读书报：除了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在您看来，《团长》还有哪些问题？

　　袁济喜：我刚才已经说了它采用了周星驰式的搞笑，和“空心化”的创作倾向，此外，这部作品还表现出“泛娱乐化”的娱乐思潮和社会心理。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最时尚的词是“娱乐”，道德可以娱乐，文化可以娱乐，生死可以娱乐，甚至学术也可以用来娱乐媚俗，造星追星。这在任何时代还没有过。

　　“泛娱乐化”让人们对什么东西都认真不起来。人类很多的是非、道德底线就在娱乐当中泯灭了。前不久还有媒体报道说，电影院放映《南京！南京！》，大部分观众在悲恸欲绝的时候，却有“90后”在哈哈大笑。大众文艺产生的负面作用更为直接。《团长》表现出来的娱乐化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看到剧中的团长、师长和士兵，一个比一个能侃，他们的言行根本不是士兵和乌合之众的，都是现在的一些人“借尸还魂”，是一些玩世不恭的社会族群在那儿调侃人生，连生死都敢调侃，这确实很可怕。

　　尼采曾批评现代人因为枯竭空虚的心理需要剌激，于是艺术成了制造人为亢奋的手段，一些艺术家“率领着狂吠的狗群，按照现代人的要求放开它们，让它们向现代人扑去”。我认为，《团长》中的人物是我们这个特定时代的人物写照，是一些国民的精神变态反射，而不是健康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我的观察结论。

　　读书报：《团长》产生了巨大反响，也许会有很多人为《团长》辩护而责备您？

　　袁济喜：我觉得当代中国的文化，从总的方面看是进步，毕竟我们走过了漫长的路，经历了改革开放，现在即使出现了一些表面的混乱，也比“文革”的“样板戏”要好。对现代现象进行批评绝不是意味着回到过去。现在的文化批评应该强调它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能，还有清醒的头脑和眼光。

　　中国目前的大众文艺，确实是“矮子看戏，随人上下”；还有就像《皇帝的新衣》，丧失自我，盲目跟风。中国现在的文艺批评主体性太少，很多的文人成了商业、网络的助推器。网络商人和制片商也非常狡猾，他们利用商业的炒作，把所有的批评，不管是严肃的批评，还是恶意的、哗众取宠的炒作，都纳入到他的圈子中，成为炒作的工具。还有的电视台为了提高收视率，竟然自己出面组织炒作，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公正立场。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认为在大众文艺欣赏当中，应该坚持《老子》所说的“吾以观复”，坚守自我，坚持最原初的审美判断。我们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人也要经常相互提醒，要保持清醒，保持自我性，不要掉进圈套当中。

　　王元化先生在2001年写的《不要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一文中也提到，对文学艺术不能简单地运用古今、新旧来衡量，“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这句话非常深刻，“艺术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而且不是以年代来区分的。现代的东西再新，它依然有一个底线。古代的东西虽然古老，但是像《诗经》、《楚辞》，它永远是崇高的，永远是我们国学的经典。2006年的夏天，我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王元化先生病榻前，曾亲聆王先生愤然批评一些人因为张爱玲欲为胡兰成平反的言论，他说底线是不能亵渎的。他的话至今时时感动着我。

　　王元化先生还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在一种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王先生说得多么好啊！我们也深感，面对当前这些纷繁的大众文化现象，真正有分量的、不怕曲解、不怕围攻的批评还是太少，而依附于商业、依附于时尚、依附于权势的“批评”太多。尤其是网络的自由化、平民化更助推了这种现象。传统文化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艺术与批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过程，它需要我们不懈奋斗。我依然认为，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澄怀观道，辨彰清浊，是当前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