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敌情关系”

　　就在三天前，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彭湃墓碑之前，他的孙辈后人集体深情献花。

　　翻开彭家后人拿出的《彭湃年谱》一书第463页，一幅手书引人注目，那是1929年彭湃在他33岁年轻生命的最后一天，在狱中写给周恩来等同志们的最后留言：“……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字迹工整端正，关切之情洋溢，凛然大义扑面。也就在这天，他还给爱人写下诀别：“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这是共产党人的情怀。为了新的中国，为了美好今天。

　　而在当年，为了惩处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中央特科动用了第一个“敌情关系”。

　　所谓“敌情关系”，在我们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中，就是特指“两面人”，也就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敌方人员。当年陈立夫、徐恩曾的心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就是经周恩来亲自认同方才正式启用，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直接掌控。

　　当时杨登瀛要的就是既可以做当局的官，又帮共产党办事，两面讨好，两面得益，谁也不得罪。

　　我们为杨登瀛的活动创造了许多条件。杨登瀛为我们铲除叛徒白鑫奠定了基础。

　　【回眸】

　　“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那一天，敌人来得很是蹊跷。

　　那是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农运大王”彭湃，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共产党员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大批“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一如周恩来所说，“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呼啸而来，“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

　　“预知”中藏有玄机。“预知”印证了叛徒的存在。

　　中央特科很快查实，彭湃的助手、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已通过他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缘由，居然说是因为南昌起义后，他的一个亲戚开小差，从革命队伍中逃跑，被彭湃发现并枪决。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陈赓找到了杨登瀛。

　　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刘君珊，1901年生，广东中山人。他自幼留学日本，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在“五卅”运动中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两人因是同乡，来往密切。1928年春，陈立夫、张道藩动员杨剑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工作，杨剑虹拉杨登瀛入伙，杨登瀛征求他的好友、中共党员陈养山意见。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江苏省委要陈养山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不久，陈赓找陈养山谈话，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认为杨登瀛在政治上虽不很可靠，但在隐蔽战线斗争中确实需要。所以，周恩来决定起用杨登瀛，并交给陈赓单线联系。

　　杨登瀛这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人”。

　　陈赓一向杨登瀛打听彭湃等人近况，杨登瀛就告诉陈赓，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就将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全都赶往毗邻龙华的枫林桥畔。

　　“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同志”！这是周恩来的死命令。

　　不巧的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错过了机会，敌人已经将彭湃等同志押去龙华了，武装劫车营救没有成功。”曾任中央特科四科科长的李强如是说。

　　两天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周恩来发誓“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