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又跟杨登瀛约在白俄开的咖啡馆里见面。杨登瀛说白鑫就像丝毫不敢见天日的老鼠，深深窝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上)，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中。杨登瀛还说南京方面给了白鑫一大笔钱，白鑫要在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

　　陈赓随即找董健吾商量，请他尽快入住他“在嵩山路以东新近租下的一处楼房”，以此“密切观察嵩山路法捕房的动静，看他们逮捕人的车辆什么时候开出就打电话给欧阳新，向他报告捕房行动的时间”。

　　董健吾在他1969年7月15日的笔记中不仅清楚记下上述细节，而且还详尽介绍了相关背景。董健吾写道：“1928年11月，我由河南郑州回上海，仍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当牧师。1928年9月，陈赓同志调我到他所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指导我去发展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警报工作，并暂兼管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的一根早经建立好的警报线。”

　　1929年11月11日下午，陈赓指挥中央特科的战士分批潜入霞飞路和合坊。董健吾说他当天下午只是“时刻注意嵩山路捕房以及在前窗斜对过的武圣庙，华探目有事集中的所在”。一看到“武圣庙华探目有事集中起来了，中西探目都登上红车，往西开去”，他就“一方面打电话给欧阳新报告开车时间，同时去问了两个尚留在武圣庙里的探目”，从他们口中得知“西面和合坊内有暗杀人命案发生”。

　　所谓“西面和合坊内有暗杀人命案发生”，指的就是仓皇出逃的白鑫被陈赓等人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当时，先是两辆小车驶来，停在43号后门，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白鑫刚被保镖众人簇拥走出，离后一辆车头仅几米处，“红队”队员神兵天降。

　　也许是一直就在狐疑惊惧之中，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掏出手枪。然而，更加机警勇猛的“红队”队员很快将他逼入死角，不等他开枪反击，就将他毙在71号门前。

　　为了进一步确证，董健吾又化装成一个老人，拿了一个拐杖，再次来到危险重重的现场证实伤亡情况。

　　第二天的上海滩，多家报纸大幅标题，却都没有具体内容。开天窗，就是因为书报检查没有通过。没通过，就是因为白鑫此事———

　　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