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正中门洞的上方要悬挂毛主席像。关于这张毛主席画像的来历，知情者甚少，而毛主席画像上面的字，也误传了多年

　　开国大典筹委会把天安门城楼上挂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中央美院。中央美院研究后确定由周令钊来绘制毛主席画像。任务是由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江丰下达的。周令钊受领任务的同时，接到上面送来用于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所参考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摄影师郑景康在延安照的一张流行很广的毛泽东与朱瑞的合影照片的裁切版，即有毛主席头像这一部分。

　　为了给画家们提供毛泽东画像的摹本，周恩来几次交代有关部门，派摄影记者来到丰泽园，为毛泽东拍摄正面肖像照。当时，毛泽东刚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不久。秘书把那些专为天安门悬挂而拍摄的照片都摆在毛泽东菊香书屋的案头上，让毛泽东本人挑选，毛泽东感到摄影师为自己所拍的照片都不尽如人意，他对工作人员表示:“我不喜欢这一本正经的照片，如果天安门上一定要悬挂我的像，最好从那些随随便便拍下的照片中选一张。因为随意拍的照片比这样的照片自然。”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的意见后，又派人送来几幅战争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生活照，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朱瑞在一起的合影。这是一张被摄影师郑景康无意中拍摄的照片。那是在一个秋天的清晨，毛泽东和正在延安组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沿延河边散步的时候留下的纪念。然而，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马上要在北京响起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朱瑞，竟然再也回不到他的身旁了。朱瑞是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不幸脚踏地雷而牺牲，年仅43岁。

　　毛泽东是从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转送中央的朱瑞烈士遗物中，意外发现了那张他和朱瑞在延河边的合影。两天后，经毛泽东建议，将这幅合影中的自己放大加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令钊接到照片后，立即开始构思、打腹稿。天安门城楼悬挂毛主席像高6米，宽4.6米。要绘制这么巨大的画像，在当时困难很多。这么大的画像，如果用布去绷，经不住风吹，需要用铁皮。

　　周令钊回忆说:“那时没有那么大的一整张的铁皮，作画用的铁皮是拼接而成的。在作画时，采用打格放大的办法，把小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绘制成巨幅的人像。绘画时，要登上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像盖房子一样高空作业。毛主席才华横溢，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还是诗人。在作画时，总浮现毛主席的诗人气质，特别是他说湖南话时嘴角有些特点，所以作画时，在画嘴角时，就注意刻画这一细部，虽用笔不多，面积不大，但与别人的像却不同。这是他的特色。”“这幅画像用了两个多星期。我和陈若菊每天自备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在天安门的东墙下，一画就是一整天。在没有升降机，没有望远镜等设备的情况下，画这样的巨幅画像，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每天要上下好多次，近看、远看，然后再进行修改、修饰。这主要是在作画时，看不到作品的全貌，是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

　　1949年9月30日，周令钊夫妇如期完成了毛主席像的绘制任务。时任北平市市长的聂荣臻是第一个前来观看画像效果的领导。聂荣臻说:“画得还可以，也像，气质也符合，但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这是一个隆重而庄严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应扣着好。”周令钊夫妇按聂荣臻的意见，赶紧用手中的画笔，将毛主席的风纪扣画上。至此，毛主席画像绘制任务完成。夫妇俩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但不想，夜深之时，有人敲门，说首长在检察验收时，对毛主席画像提出再修改。

　　2008年10月，笔者就此事访问了周令钊夫妇。陈若菊说:“那天已经深夜了，有人来敲门，说是要改毛主席画像。周令钊赶紧起床，去了天安门。我没再去。”“当时，在受领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任务时，有专人向我们交代，在毛主席画像下面要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要写红字。”周令钊说:“我当时住五老胡同，赶到天安门时，画像已经挂到天安门上了。天安门上的聚光灯对着毛主席画像。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用梯子。但梯子没有那么高，于是就把梯子绑起来，搭在天安门城楼上头。我手上拿着油漆桶和画笔，爬上去。梯子很软，一颤一颤的，尤其是底下城门洞是空的，总觉得很不踏实，要是有恐高症还真干不了。”后来听钟灵说，“画像拿到中南海，是领导同志认为不要写这五个字，所以才决定将这五个字涂掉。用灰蓝色的刷子把下面二尺余宽的白边和字迹，一起涂成中山装。涂好后又上下看看，在中山装上又添了一个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