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作者王树增以长篇纪实《解放战争》献礼“60年”华诞

　　解放战争:胜利在于民心

　　国庆前,著名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与此同时,王树增还在百家讲坛录制20期关于解放战争的节目。

　　《解放战争》为王树增迄今为止纪实文学著述中规模最大的作品。全书130万字。以武器简陋、兵力不足之师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且兵力庞大的正规军,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最终扩展成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解放战争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演出一场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传奇。国际风云、政治智慧、时事洞察、军事谋略、军队意志、作战才能、人心向背……王树增作品具有宏阔的视角和入微的体察,包含着惊心动魄的人生沉浮和变幻莫测的战场胜负,尽展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的丰饶内容。这是一部用今天的目光审视昨天战争的力作。

　　为了写作本书,王树增多年前就开始积累材料,史料笔记和采访记录达五百多万字,仅写作就花费了四年时间,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王树增曾经晕倒过一次,走在路上突然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在120急救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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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解放战争》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

　　记者:你为什么想到要写《解放战争》这一宏大题材?

　　王树增:我认为我们的读者会关心那场战争。我想我有必要去认真写它,用我的笔来记述那样一些往事,提供给喜欢我的读者。我是为我们的父辈而写作的,因为解放战争是离我们距离最近的一场国内战争,很多战争的参与者现在还活着,我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我非常崇敬的父辈,他们身上所给予我的一种对于信仰,对于幸福、快乐等等这些生活观念的传输,使我深受感动。我相信能够感动我的东西,通过我的笔也能够感染和感动我们的读者。

　　我想我写战争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写这种族谱,这种族谱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每个人都应该有理由知道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何而去,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状况、生活状况之中,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我想这些东西也是我渴求探望的东西。

　　记者:写作《解放战争》以及你以前的非虚构作品中,你遵循了哪些规则?

　　王树增:非虚构作品写作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必须有历史考证级别的真实。我不敢说历史真实,历史本身没有真正的真实,司马迁记述历史那是司马迁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真实。但是至少要尊重具有历史考证价值的那种真实,也就是说我刚才说《解放战争》这本书里出现一个炊事员,也必须是真的,他是有来历的,我可以说他是哪支部队,他是哪的人。你不可能虚构一个张三,在这里是不允许的。每一个都经过考证的。

　　第二,这件事必须发生,你不能虚构一件事情,而且还是写重大的历史事件,还原历史。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它是文学,它不是史学著作,史学著作是考证,提出一个历史观点我来考证它。我的作品是文学,文学必须是文学家、作家对历史的独到的思考。而且文笔一定要漂亮,是文学叙述,不是一个历史论文。这些东西杂糅出一种文学类型,就是非虚构文学,我记得文革的时候偷偷的在被窝里看《战争与回忆》,太优秀了。最近我看《漫长的一日》,写二战的,都是非虚构文学。我总想在这方面做一点事情,于是从当代中国战争史来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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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

　　档案、回忆录、采访相结合

　　记者:《解放战争》的史料大致有几个来源?

　　王树增:一是现在我们可以见到的所有的档案,档案馆的资料、电报、原始的会议记录,原始的战争文件,包括国民党方面的,都可以看到。比如国民党的解放战争史叫“戡乱史”,还有陆军史、空军史……同一场战役可以有多重的史料来对照,观点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要作出你的判断,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得天独厚的。

　　再一点,我特别重视参与者个人的回忆录。我写《朝鲜战争》,哪怕志愿军和美军的两个连之间打仗,我必须知道美军的连长叫什么,他是墨西哥州还是田纳西州的,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是农场主的孩子还是在校学生,我得查才能写,那样写出来才有意思。所以这方面,个人的回忆史料,不是说简单的回忆录,而是大量的阅读,做笔记梳理出来,所有的资料融会贯通,也可能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和我们一个普通士兵的回忆录对在一起了,但是时间地点得搞清楚。

　　还有一个是采访,比如我在写锦州塔山战役的时候,我找活着的人采访。我这里写个农民叫金铁九,当时一个农民,打锦州的时候给共产党带路的,那是我事先掌握的,我就可以找到他。这第一手资料也是非常珍贵的。我想,只要你肯下工夫,这些史料的收集是技术活,我认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你的结构,你梳理出它的叙事结构出来,第二是你的文学视角,你必须给读者新的东西,这最能考验一个作家的功夫。

　　记者:你做了很多的考证,我想听你讲一下,哪些内容属于比较新的?

　　王树增:我可以举出以前不大说或者闭嘴不说的例子,比如东北的四平之战。我写得很客观,有我的观点,因为那边正在政治谈判,阵地需要守一守,但是不能这么守,违反了我们一贯的作战原则,我们一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为了一个坛坛罐罐而牺牲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有争议的,以前是不说的。还有在战争初期的时候,山东有几个失败的战役,南麻战役,临朐战役,陈毅指挥的,为此陈毅做了很多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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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国民党败于“接收”

　　记者:对于解放战争,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党兵力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三年多,就打败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

　　王树增: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重大原因,第一,从辛亥革命以来,或者往前推,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渴求独立、富强的理想压抑太久了。尤其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后,最后整个军阀没落、军阀混战的局面,使民族的精英阶层的心理落差非常大,心理落差大以后,这种渴求更加的强烈。所以可以解释,在抗战期间,尤其是抗战刚刚结束之后一年之内,国内从普通的百姓一直到精英阶层,那种对国家的富强、独立、完整,摆脱异族的控制等等愿望,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激情高度。但是这种激情高度被国共两军骤然发生的内战完全打碎了,他们想象的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理想就要实现的时候,但是骤然被新的战争马上替代了。这种心理落差是非常之大的。有了这种心理落差,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他要寻找一个为什么。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泄愤的出口,这就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急速堕落和腐败。

　　从数字和史实上看,国民党急速堕落和腐败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令人不可想象的。在抗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的威望达到了顶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合作局面也很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国民党,在胜利到来的时候,迅速在政治上、经济上暴露出它的独裁、官僚体制所形成的腐败。它支撑不住这个胜利的巨大喜悦,瞬间垮掉了。所以这个垮掉是非常迅速的,蒋介石自己都说我们不是败在军事上打不过共产党军队,我们是败在自己身上,败在“接收”上。什么是“接收”?就是抗战胜利之后,这个执政党怎么面对胜利的到来,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结果国民党政府都是个人发洋财去了。我觉得,这埋下了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的重要因子———它的政治垮掉了。到1946年的时候,仅仅过了一年,大街上欢呼抗战胜利的纸屑还没有冲刷干净的时候,国民政府就被民众抛弃了,民众不相信它,不相信它能给中国带来幸福,不相信它能把中国引领到富强。

　　记者:你所关注的是由于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带来的腐败问题,使之迅速的堕落,之前的声望降低了。另一方面,中共的土改又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王树增: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生的力量,它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血流成河。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的话,生存都成了问题。虽然经历八年抗战当中,有一点养兵,但是它的力量很弱小。不夸张地说,和执政的国民党比较起来,这个党更年轻,更有朝气,内部更团结,和百姓贴的更近。我们最高的党的领袖就住在老百姓的土炕上,身边就是老百姓的孩子。

　　还有一点,我认为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土地改革,不能忽视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能不能打垮国民党政权,就看我们土地改革这个工作做的怎么样。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而旧中国,土地的极端集中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绝大部分农民没有一寸土地,大量的财富、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阶层手里。这是中国近当代苦难的一个根源。所以孙文提出“平均地权”,但是从来没有平均过地权。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战争的进程中,除了打仗之外,另一项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定要实现土地改革的目标。当国民党在东北忙着接收城市的时候,共产党号召,所有的干部、所有的官兵都要到最贫穷的农民家去,把土地分给农民。所以,当农民把大牌子写着“张二狗二垧地”的时候,共产党扎根了。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时候为什么后面跟着老百姓,受伤了有人抬,国民党到哪去都找不到人。我想两党代表了各自的阶级利益,而土地改革给了农民新生的希望。东北的土地改革的成功一直延续到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提出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什么叫保家?保家就是保卫胜利果实,农民的胜利果实就是土地。所以国民党在政治上彻底垮台和新生的共产党用朝气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成功翻盘最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