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交通员

　　1936年5月的一天，在大连开往天津的火车上，坐着一对母子，他们行李不多，看上去像是走亲戚的，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包玉侠，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天津，找一个叫李胖子的人。

　　李胖子，也被称为李大姐。临行前，包玉侠颇为不解地询问邹立升：“怎么能叫李大姐‘李胖子’啊？多难听！”可邹立升却有些不耐烦似地说道：“你记清楚就行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虽不甚明了，但那时的包玉侠已经知道丈夫一群人是在“打日本”，也深知这件事干系重大。既然丈夫不让问，她也就不问了，带着儿子坐火车来到天津。

　　按照邹立升的嘱咐，包玉侠下车后到车站外的一个商店门口等“李大姐”来认她。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却没有一个人像是“李大姐”。

　　忽然走过来一个胖胖的男子，俯身拍了拍儿子的小脸：“显容(包玉侠儿子名叫邹显容)来啦，长这么高了。”然后，来人低声对包玉侠说：“邹大嫂，我是李胖子。”

　　这着实让包玉侠吃惊不已，“我哪想得到‘李大姐’竟然是个大男人啊。”不光如此，“李大姐”其实也并不姓李，而是姓黄，叫黄振林。

　　黄振林是和纪守先同期在莫斯科受训的抗日青年，回国后被派到天津，任抗日放火团的天津负责人和天津、大连间的联络员。

　　接上头后，黄振林交给包玉侠两个一尺见方、三寸来高的点心盒子，中间夹着两个茶叶桶捆成一包，让包玉侠带回大连。这个点心包里，装的就是引火装置所需的原材料。

　　黄振林送包玉侠上火车，自己把点心包放到了行李架上。然后，他悄悄地嘱咐包玉侠：“这包东西放在上面，路上如果有人碰或者有人拿，千万别管，就当这东西不是你的，也别盯着看。等到了大连，看周围没人了，你再拿走。”

　　包玉侠依言而行，一路顺利返回大连。

　　不久之后，邹立升又派包玉侠赴天津联系黄振林。这一次，邹立升没有说让她去做什么，只是买了几个火烧，用报纸包好塞到行李中。临行，邹立升千叮咛万嘱咐：火烧一定要包好，报纸别弄烂了。

　　到了天津，黄振林来接站，替包玉侠拿行李，顺手拿出了火烧。黄振林说：“邹大嫂，这报纸给我看看吧。”说着，就给火烧换了个包装纸，把报纸塞进自己兜里。

　　包玉侠不识字，不知道这份报纸有什么用。后人猜测，这份报纸很可能记录了大连发生的火灾。邹立升用这种方式向上级做了一次工作汇报。

　　身为交通员的包玉侠虽然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但她非常明白这项工作的危险性。她不多说也不多问，邹立升和黄振林怎么说，她便怎么做。但是路途中的情况就全靠她一个人应付了。幸而包玉侠为人十分机警，随机应变，从未出过差错。

　　包玉侠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小事：

　　有一次乘轮船去天津，儿子第一次坐轮船，很是兴奋，自己满处乱跑。四五岁的儿子正是人见人爱的年龄，一个船上的警察把儿子抱着送回了船舱。

　　警察和包玉侠闲聊了几句，中间问道：“大嫂这是到天津走亲戚吗？”

　　这句看似无心的问话，却给包玉侠出了个难题。

　　每次去天津，包玉侠都会在熟人中编一个不同的理由，比如去看天津的哥哥，哥哥的孩子满月等等，对儿子也是这样说。而刚刚这个警察在抱儿子回来的过程中，很可能也用类似的问题逗过小孩子。儿子是怎样回答的，包玉侠心里没底，如果两个人说岔了，让警察看出破绽就麻烦了。

　　包玉侠灵机一动，没有直接回答警察的问话，而是转向儿子：“你告诉叔叔，咱们去干什么啊？”儿子奶声奶气地回答，极为自然地化解了可能产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