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覆

　　1940年6月下旬，抗日放火团被日本警察破获。很长时间里，日本在大连的殖民当局对此事秘而不宣，直到1941年上半年，“关东州警察部”确信已经抓获了全部抗日放火团的成员，才允许媒体公开报道。

　　当时的日伪媒体《大连日日新闻》在颂扬日本军警宪特的“功绩”时，用了这样一句话：“搜查机关费尽了口笔难以形容的苦心。”

　　足足五年的时间，抗日放火团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一样，把日伪“搜查机关”折腾得苦不堪言。这份“苦心”确实是难以形容。而敌人最终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险恶伎俩，终于抓到了抗日放火团的马脚。

　　这个措施就是在中国劳工中间雇佣特工人员，暗中搜集情报。日本警察署称之为“白片密探”。所谓“白片”，是日本警察的名片，如果发现火灾的线索，就按照名片上的电话随时报告，大大有赏。靠着高额悬赏，日本警察署在中国工人中暗布了不少鹰犬。

　　最先探听到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是一个叫牛嗣义的小工头。

　　大连旅顺日俄监狱博物馆宣教处主任周爱民介绍，关于牛嗣义是如何获知抗日放火团线索的，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是来自日本法院对抗日放火团的审讯记录，说抗日放火团成员黄振先与牛嗣义喝酒，黄酒后失言。另一种说法则来自抗日战争胜利后对日伪汉奸的审讯记录，这些汉奸供词提供的细节更为丰富，应该更符合史实。

　　1940年5月，牛嗣义让从山东来的许元鼎联络几个老乡，一起到某地打工。许元鼎说找不到人。牛嗣义多少了解一些许元鼎的社会关系，就有些奇怪，问道：“你的同乡王有佐、黄振先不都是卯子工吗，看他们平时也没啥事。”

　　许元鼎随口答道：“他们不会去。他们的卯子工干也吃饭，不干也吃饭。”

　　牛嗣义更为不解，又继续追问，许元鼎就说了一句：“大连一着火，上面就有人给他们发钱。”

　　牛嗣义就是一个“白片密探”，他马上把此事汇报给了大连警察署巡捕长、汉奸隋云封。

　　许元鼎并非抗日放火团成员，他如何知道王有佐等人的身份？周爱民说：“现在恐怕已经无法考证。有可能许元鼎也是抗日放火团的发展对象，让他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可能是王有佐等人在平时有所流露。但不管怎样，当时抗日放火团对自身的保密工作确实有麻痹大意之处。”

　　王有佐、黄振先的身份暴露了，日本警察署却并没有当即抓人，而是对两人进行了数天的跟踪监视。他们已经料到王有佐背后会有“大鱼”。

　　果然，6月24日晚，抗日放火团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与王有佐、黄振林在一座大桥的桥洞里接头，随即被隋云封带人抓获。

　　赵国文被捕后抵刑不住，招供了。

　　而当时，抗日放火团刚刚调秋世显前往奉天(沈阳)不久，邹立升则准备赴天津、北京开展活动，大连当地三个本没有横向联系的系统正好交由赵国文一人负责。赵国文将其和盘托出，直接导致了大连抗日放火团的倾覆。

　　直到今天，包玉侠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被捕时的情形：“半夜1点多了，‘咣’的一声门被踹开了，闯进来几个人，把邹立升按在地上。警察问他是不是邹立升，邹立升说不是，‘我叫邹旭东(曾用的化名)。’警察就骂，说‘邹旭东是你，邹立升也是你！’”

　　然后，几个日本警察和汉奸在屋里翻箱倒柜，很快搜出了几个引火装置和原材料。警察绑起邹立升带走，包玉侠哭喊着扑过去，却也被日本警察绑住，一块带到了警察署。

　　抓捕并没有在大连终止。7月28日，在天津已经月余未得到大连消息的黄振林来到大连了解情况，刚到联络点就被在那里“蹲坑”的日本警察抓获。

　　8月15日，纪守先在上海被捕。日本警察原打算通过纪守先诱捕远东国际情报组总负责人A·鲍威尔。但纪守

　　先用假的联络日和联络地点几次愚弄敌人，成功示警，A·鲍威尔得以安全脱身。

　　日本警察只好押着纪守先一人从上海返回大连。

　　至此，抗日放火团除最高首脑A·鲍威尔和此前已经撤出大连的王金泰等少数几人外，丹东、沈阳、天津、北京、青岛等地成员悉数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