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
话分两头,在抗日放火团进行的破坏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日本侵略者对在自己眼皮底下、直接烧着自己屁股的大火也在加紧追查。
1937年8月,日本终于从在哈尔滨被破获“北满国际情报组”,获知了一个被他们称之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国际特工组织。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对“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一无所知,还是无从查起。
火,幽灵一样纠缠着他们,接二连三地烧着。
直到抗日放火团在大连开展破坏活动三年多之后,日本侵略者才意外地抓到了一个抗日放火团的成员。
这个人叫陈庚茂,是吾妻驿仓库的劳工。那一次,他把引火装置放到了日军的军马粮草堆。没想到,这枚引火装置并没有如期发火。
第二天,陈庚茂去检查原因,在用抹布拂去发火装置上的灰尘时,突然火起,陈庚茂躲避不及,被随即赶到的日本水警当场抓获。
陈庚茂被捕后“惊恐万状”,马上“招供”,说是一个陌生人让他把一个手绢包放到码头的货物中间,如果码头着火了,就在傍晚在码头的对面给他赏钱。
日本警察决定“将计就计”,他们用发烟筒伪装仓库失火,然后在陈庚茂指认的地点埋伏人手,打扮成小贩、工人,准备抓捕“指使人”。结果却连个影子都没有等到。
原来,这是陈庚茂被捕后临机想出的瞒天过海之计。他早已对日本目标实施了多次放火,胆小怕事只是伪装,接头领赏是对敌人的戏弄。唯一与陈庚茂联系的抗日放火团成员王金泰,此时已经闻讯安全脱身。
日本警察枉费心机,事后再审陈庚茂,他还是咬定自己的说法不松口。日本人没能从陈庚茂身上得到更多线索,最后把他判了12年徒刑了事。
不过,陈庚茂的被捕还是让日本警察摸准了追查的方向——贫苦劳工。
这一年,日本“关东州”警察部下令大连各警察署成立“搜索班”,专门侦办放火案件。同时,“关东州”警察部还成立了一个名为“关东州劳务协会”的组织,其主要职能就是监控工人。
“关东州劳务协会”规定,在大连做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到“劳务协会”登记,领取“劳动票”。没有“劳动票”即视为无业游民,由警察署收押。而领取“劳动票”时,工人还要像犯人一样在警察署按手印,留下指纹,以便日后监视、追查。
在大连的日本工厂、仓库也纷纷增设了“防谍委员会”、“防卫系”,加强了防范措施。重要的设施则由日本宪兵队把守,对进出的中国工人搜身检查。
但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日本宪兵队纵有“张良计”,抗日放火团亦有“过墙梯”。
一次,打入日本关东军仓库做苦力的王有佐受命烧毁日军的被服仓库。日本宪兵的严格搜身,确实让引火装置带入工厂殊为不易。王有佐想出了一条妙计。
老家在山东的王有佐带了一个煎饼卷大葱去上工,引火装置就卷在煎饼里。进门时,王有佐一边“咔咔”地咬着煎饼卷大葱,一边坦然地接受日军搜身。刺鼻的大葱气味让日本宪兵颇不耐烦,草草检查后就把王有佐轰了进去。
当晚,被服仓库燃起大火,日军的5万多套毛衣、毛裤和大量的军用食品化为灰烬。
日本军警对大连频频发生的大火多年追查却毫无头绪,自然承受了来自日本的巨大压力,被上级责骂成了家常便饭。
于是,日本军警、汉奸开始大肆抓捕、审问无辜的中国劳工,试图从中打开缺口。据当时的一份日本档案记载,仅在1938年4月至1939年7月间,日本军警就盘查5万余人,拘留、拷问、审讯2000余人。
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丧心病狂的日本军警、汉奸为向上级交差,甚至会对一些无辜工人施用酷刑,屈打成招。
1938年的“满石”大火之后,日本警察署很快宣布破案。实际上,这个破案过程就是把所有当天参与劳作的工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从一个小门中穿过,两旁都是日本军警。凡是神色慌张的都被抓起来严加拷问,结果总共抓了50多人,其中5个人被严刑拷打,硬逼承认放火,一人被活活打死,另外4人屈打成招,被判刑15年。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严密追查,抗日放火团没有丝毫退缩。相反,在这一时期,他们的行动更加积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一个名叫于守安的抗日放火团成员。
于守安在1940年1月才经秋世显发展,加入抗日放火团。虽然时间较晚,但于守安胆略过人,行动果敢,仅仅半年之内,就对日本目标放火17次,成为实施放火次数最多的人。
王军说:“于守安是抗日放火团的一员猛将。每次行动仅用一个引火装置、烧一把火对他来讲还不过瘾,他会要求秋世显为他制作几个引火装置。而于守安还是个粗中有细、很有智谋的人,这些装置会被使用在不同地点,达到声东击西的效果。”
最夸张的一次,一天之内,于守安在日军码头、日清制油株式会社、三泰仓库日军军马粮草垛放置了6个引火装置。结果,这一天大连城内三处火起,日本消防机关被折腾得狼奔豕突,顾此失彼。三架飞机被烧毁,一天内损失上百万日元。
1940年6月22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仓库又放了一把大火。不料,这竟然成了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点燃的最后一把火。两天后,抗日放火团大连总负责人赵国文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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