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90高龄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说：“自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今年寒冬，这位国宝级的文化老人去世了，人们又提起这件往事——1947年春，王世襄从东京押运回了107箱善本图书——这是抢救流失文物中，一件开创性的大事，其中曲折却已知之不详。记者循着“107箱善本图书”这一脉络追索下去，在历史的碎片中，读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

　　单枪匹马赴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也随之传来：为了缓和日本战后的经济恶化，日本商工省建议，用从外国劫掠来的艺术品和古物作为抵押，向西方贷款买粮。

　　用抢来的文物换大米，这简直是对中国索赔呼声的公然蔑视。

　　蒋介石都坐不住了，手谕行政院和教育部，“我国各种文化事业横遭敌军之摧残，应向敌提出赔偿之要求，希即会同有关各机关共同组织，一面搜集各种材料与证据，一面研拟具体办法呈报为要”。

　　找日本人算账，总得心里有数。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我国到底有多少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遭到洗劫，有多少私人藏品惨遭破坏？多年战乱，谁也说不清。

　　由18名专家组成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随即在重庆成立，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王世襄经梁思成和马衡引荐，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负责清查、接收平津地区被劫的文物。

　　根据“清损会”历时一年的统计，战时我国被劫被毁的公私文物，查明有据的，计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标本、地图、艺术品、杂件等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仅北平市，就损失公私书籍586万册，古物2800余件，碑帖21万余件。

　　在调查中，“清损会”还掌握了一些重要文物被盗的情况：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突然失踪；宝鸡斗鸡台文物被盗三百多件；日伪从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馆运走铜缸、铜炮、铜灯亭等；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珍本被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北平和南京两批珍贵文物被劫等等。

　　别看统计数字十分庞大，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私人藏品并未计算在内。

　　按照常理，别说是追讨数以百万计不知下落的文物，仅仅是接收日本归还的古董，也该由政府派个专家团队去东京，可民国政府竟连翻译钱都不想出。

　　1946年9月的一天，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找王世襄商量说：“刚接到南京来信，‘清损会’准备派人去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原计划派博学精鉴的老专家徐森玉先生去，但考虑到他年老体弱，又不懂外语，必须带个翻译，这样便加大了编制。你懂英文，派你去如何？”

　　王世襄正值新婚燕尔，又刚接任了故宫古物科科长，不免面有难色。不过，要拒绝去日本探宝的诱惑，又实在不合他的个性。

　　别看出身官宦世家，王世襄从小就被戏称为“京城第一顽主”，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不但会玩，最后还都玩出了门道，强烈的好奇心和执著的探求精神是他的特质。

　　“抗战”胜利后这一年，王世襄为了找回那些流失在平津地区的文物，和古玩商打成一片，私下里明察暗访，不但过了一把“侦探”瘾，还屡立奇功，收回了几千件被日伪劫去的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

　　为了向日本交涉赔偿文物，王世襄参编了《中国在日的重要文物目录》，从《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及《泉屋清赏》、《爽籁馆藏画》等书中辑录被劫文物的下落，注明了的名称、尺寸、藏者、材料来源等。

　　“如果真正能从日本弄些我国的文物回来，倒也值得。”王世襄转念一想，便应承下来。马衡倒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嘱咐他说，在日本工作，如有可为，则可以多待些时日，如果无可为，不如早点回故宫工作。

　　临行前，“清损会”交给王世襄2000美元，说明此款包括差旅费、置装津贴、文物回国运费。就连月薪100元，也得从此款中支取。

　　194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午夜，王世襄作为追讨文物的“清损会”专员启程了。

　　麦克阿瑟作梗

　　泱泱大国,竟连给徐森玉请翻译的钱都出不起，追讨数以百万计的文物，仅派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小青年独行,未免说不过去。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故纸堆”中，记者终于发现了其中原委。

　　早在1945年底，“清损会”就已经草拟了一份出国名单，并向教育部打报告说，准备派张道藩等13人组成的专家组赴日追讨文物，包括团长1人，专家6人，职员4人，英日秘书各1人。名单里的人物，均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王世襄并未在列。

　　蒋介石不但拨款500万元，还亲自给他们布置了几项任务：

　　调查中国在日各项文物，并将之编制目录；对于各种文物的情况提出调查报告；对如何处置在日本的中国文物提出建议；就近与盟军占领日本统帅洽谈协商，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保全在日本的中国文物，并使之完璧归赵。

　　调查团眼看就要东行，不想却横生枝节，被麦克阿瑟将军给“挡驾”了。

　　别看是战胜国，但在对日追偿问题上，中国根本做不了主，事事都得征询盟军总部的意见。12月8日，盟军总部在复电中称：“目前如果派一两名专家隶属于总部联络员之下，从事工作就较切合实际。”另有外交部告教育部的密电称，“只派一两个专家”是麦克阿瑟将军本人的意思，他认为“目前不便从事大规模调查活动”。

　　“冷战”大幕尚未拉开，但麦克阿瑟有意扶植日本，对中国追讨被劫物品之事显然并不热心。蒋介石寄希望于美国很多，自然不敢公开得罪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这样，组织赴日调查团的计划只好作罢，追讨文物的经费也锐减为10万元。

　　其后，中方改派张凤举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中央博物院筹委会主任李济以专委会委员名义赴日随团工作，操办被劫文物的调查和归还事宜。

　　因张凤举是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文化教育组)组长，不能专司追索文物，遇到挫折后，他在工作报告中“发牢骚”说，“美国人大权独揽，且麦帅对盟国对日委员会日渐冷淡，收回古物事必须谨慎进行，希望亦不能过大。”

　　李济是“清损会”副主任，1946年早春他在日本奔走了一个月，参观了大白鹤美术馆，京都佳友、友成及东方文化研究所等，并与日本收藏家梅原等人谈话，总算得到了一些线索。

　　无奈盟军总部在追偿文物上没有动静，李济最终无功而返。就拿追讨“北京人”头盖骨一事来说吧，李济和张凤举曾向盟军总部情报教育组查询多次，但日本人坚持说头盖骨没有运到，盟军总部竟也不再追查。

　　李济回国后，又耽搁了半年，王世襄才把追讨文物专员这个缺补上。他到代表团报到后，被分在第四组工作。当时，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朱世明。

　　“清损会”既然知道美国从中作梗，自然不会让王世襄打无准备之仗。他此去日本，身怀三个“锦囊”，又或者说是三项使命：

　　一、南京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曾将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1941年底，日军侵略香港，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目前已在日本帝国图书馆被发现，必须安全回国。

　　二、各地公家及私人上报的文物损失材料，寄到“清损会”后，正在整理，以后将陆续寄往驻日代表团，须依据材料，向日方交涉，追查赔偿。

　　三、凡日方无法用原件偿还中国，或原件已损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的，中国可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将指定日方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作“以类赔偿”。

　　三个任务，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难怪傅斯年对王世襄说：“你去日本工作，追寻文物应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的aggressive(敢作敢为)。”

　　敢作敢为，也许这才是“清损会”选中王世襄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