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劫中求书

　　“锦囊”上写得一清二楚，王世襄在东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完璧归赵，其他文物倒都在其次。有什么文物能排在“北京人”头盖骨前头呢？这批善本就是其一。

　　说起这些善本，不能不提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我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是他在风雨飘摇的上海，聚拢和守候了这部分中华文脉。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藏家后人变卖换钱，维持生活。

　　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待运，堆得像小山似的。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一打听，知道这些书大多都被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和一个专司掠夺中国文物的日伪机构。

　　“这些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国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了。”痛心之余，郑振铎联络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收藏家张凤举四人，秘密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这天“小雨连绵不止，暮春落花时节的样子”，但由于一桩心事终于落实了，郑振铎心情大好，在日记上写道：“我生性好事，怕事实上非多负些责不可。”

　　鉴于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而流散书籍甚多，“同志会”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几天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决心挪用“中英庚款董事会”迁建中央图书馆的钱，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扶病奔走。

　　他们的工作“秘密进行”着，只以暨大、光华及涵芬楼的名义来购书。凡值得国家保存的古籍，一概不吝价钱。为了购书，郑振铎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狂热程度，这在他的《劫中求书录》中便有十分生动感人的记载：

　　从“八·一三”以后，足足八年时间，我为什么老居留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是恐怖，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自信力，我自信会躲过一切灾难的，自信于“狂胪文献”的事。前4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4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的文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有一个时期，我家堆满了书，连楼梯旁全都堆得满满的。我闭上了门，一个客人都不见。竟引起不少人的误会与不满。但我不能对他们说出理由来。我所接见的全是些书贾们。从绝早的早到上了灯的晚间，除了到暨大授课的时间外，我的时间耗于接待他们，和他们应付着、周旋着……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这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我尽了我的一分力，我也得到了一分力的成果。在头4年里，我吸引了南北的书贾，救全了山西、平津、南至广州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我在购书，敌人也在购书，陈群、梁鸿志(日伪)也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挑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我十分感谢南北书贾们的合作。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乃是国家民族的力量……

　　“同志会”成立后的两年间，郑振铎和他的同志们，为国家先后购得了江南著名藏书家——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蕴辉斋、风雨楼、海盐张氏、南浔张氏适园等一批珍贵藏书。用郑振铎自己话说，在这两年间，实际上等于建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论其“质”与“量”都是同样惊人的。

　　娇贵的图书，能在敌人的刺刀和太阳旗的阴影下留存，“同志会”功不可没。

　　“盖章”成为追讨关键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这么多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

　　自1941年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了。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地寄。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

　　恰好郑振铎有一文友是邮局邮务员，这个“内线”每天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的信件投入邮袋，以保万无一失。

　　够得上“珍本”、“善本”的2390部(约13000册)明刊本和抄校本，就这样陆续装箱邮寄到香港大学，由在那里执教的许地山教授暂时收存，然后再伺机运往重庆或美国。

　　许地山为使得这批“无价之宝”安全稳妥地存放，托人代制了一百多个内衬铅皮、外围铁带的木箱，然后把这些古籍经有关人员核对、登记后装入箱内，共装110箱。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联系了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准备把这批书运往美国，转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了将来容易辨识起见，工作人员又把木箱重新打开，在每册之上加盖了中央图书馆藏书章和中英庚会的印记，直到11月底才盖完。

　　“盖章”这一招本是用来防范美国人的，日后却成了追回这批文物的关键。

　　不久，许地山先生便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接连而来的不幸是，香港在“一二·八”中沦陷，藏于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的这批珍贵古籍，被日寇劫掠而去，运往东京。

　　“一二·八”那天，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也最后沦陷。看到日军军车开入大学，郑振铎挺直了身体，沉毅地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对学生们宣布：“现在下课!”从此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同志会”的活动也随即停止。

　　徐森宝在致蒋复璁的信中描绘了郑振铎收书一事，说他“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身正气。

　　无论抢救了多少书，这个硬汉却仍然终日心不能安。他的儿子回忆说，“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晚都要酩酊大醉”。在《求书日录》中提到此事时，郑振铎写道：

　　“我们瘁心劳力从事于搜集，访求，抢救的结果，难道便是集合在一处，便于敌人的劫夺与烧毁吗?”他甚至后悔自己“多事”：“一念及此，便摸心痛恨，自怨多事。假如不寄到香港去，也许可以仍旧很安全的保全在此地吧?假如没聚拢来，也许大部分的书仍可楚弓楚得，分藏于各地各收藏家手里吧……”

　　为了这批“命根子”，从来不讲迷信的郑振铎竟然跑到城隍庙去求签问卜，也许是他的一片真诚当真感动了上苍，经过4年的痛苦煎熬，古籍的行踪终于有了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