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东京折戟

　　1946年5月13日，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曾经通令全国，没收劫自我国的文物。但他们却狡猾地将所劫文物的时间点，规定为“七·七”事变之后。

　　中国驻日代表团当即指出，中日战事自“九·一八”起，要求归还被抢劫的物品，也应从 “九·一八”起算。不过，盟军总部对此却未表态。

　　此后，日本政府虽奉命调查，但“多系敷衍了事，结果不是说遭毁灭，就是说调查无迹踪”，对此，“盟总既无进一步之办法，又照例不准申请国径向日人追究或调查”。有了这些限制，所丢失的文物基本是收回无望。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想起在国内当“侦探”，追寻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的经历。

　　来日本以前，他是平津地区的“接收大员”。这位官老爷不坐办公室，而是混迹于古玩市场，四处和古玩商们“闲聊”，果然得到了重要情报：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国商人杨宁史买去。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王世襄立即到他的公司去暗访，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

　　随后，王世襄又逼着罗越跟自己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当场对质，令其不能抵赖。看着杨宁史张口结舌的样子，他别提多得意了。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正式“捐献”。

　　在东京，王世襄也想出去碰碰运气。他谋划着，先从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下手，挖出中国文物的线索，等拿到证据，再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偿还要求。

　　一天下午，王世襄到该机构“套瓷儿”，这里的两位负责人，一个郝利斯，一个谢门李，恰好都外出了，接待他的是一个低级工作人员。

　　这个接待人员十分热情，带王世襄去看他们编好的卡片，足有十几个抽屉。王世襄看了几个抽屉，已到下班时间，其中内容多以古建筑、古迹遗址为主，不是流动文物，于是约定第二天再去。

　　不料，第二天清晨，这个接待人员就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说昨天犯了错误，不该带他看卡片，因此受到上级的责备。他怕王世襄还要去找他，特意跑来通知，今后若想到他们那里，必须履行约定手续，否则不予接待。

　　此后，王世襄几次通过代表团约定时间，都被美方托词拒绝。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确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不愿意让中国流失文物归还原主。这里面除了政治、外交的因素，某些个人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1948年，王世襄到美国，听说郝利斯已成为古玩商，这才恍然大悟，如果文物归还了中国，他的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

　　善本楚弓楚得

　　至此，在日本追偿文物的工作已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王世襄深感空耗时间，不由想起故宫的工作来。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抗战胜利已经有二三十年，但有些文物仍被压在尘土之下，更别提分类和编目了。一想起这些，王世襄就觉得自己也被压在尘土之下一般。

　　显然，回故宫去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在日本待着要有意义得多。于是，他直接写信给杭立武，详陈在日工作无法开展，请求准予回国。杭立武起初不同意，认为派个人去日本不容易，既来之则安之，工作一时不顺手，可徐图之。并说除非有特殊任务，否则不要回国。如欲回国，须得到代表团团长的批准。

　　为了速回故宫，王世襄硬着头皮找到燕京大学时的师长吴文藻、谢冰心二人，请他们带着去见朱团长。朱团长倒也开明，他说：“既然杭立武要你带着任务回国，那你就把107箱善本书押回国吧。”

　　押运善本回国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由于善本书在东京，轮船码头在横滨，而横滨又没有妥当的库房可以存书，不能先将书运到横滨等船。所以，对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必须事先了解有无货舱空位，又必须知道它在横滨停靠三天以上，才来得及与日本文化省办理提书手续及联系运书车辆。这样，才能保证书一到横滨，即可当天上船入舱，不致发生失误。

　　货船在码头停靠多久，往往视上下货多少而定，如果多等一天，则得承担几千美元的费用。王世襄想出了个唯一妥帖的办法，就是到码头上去，看到船停靠后，再从公司查明，与货船核实，确知其停靠三天以上。

　　在运书前的十几天中，他每天上午都去横滨打听消息，晚上再回东京。经过十多天奔波，终于找到了一艘停靠三天又有空舱位的船。

　　次日，美国宪兵骑着摩托开路，七八辆卡车浩浩荡荡，将书箱运到了码头。交了约800美元运费后，王世襄眼看着船员吊放妥当，锁好舱门，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不知不觉中，他为了这批书，已瘦了十几磅。

　　“楚弓楚得，这回是真正的楚弓楚得了。”船到上海，欣喜若狂的郑振铎派助手谢辰生、孙家晋二人来接书。现任国家文物局顾问的谢辰生先生，回忆起这段经历，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结实的箱子和每本书上的印章。“要没有这些印章，怎么能追得回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多年，他深知海外追讨之难。

　　将所剩的几百美元交到“清损会”后，王世襄也终于了结了这趟历时两个多月的追宝苦旅。1947年2月，这批善本“清查无损失”，安然存入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国运，书运，命运

　　1948年，国际上“冷战”开始，国内解放战争也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美国对日政策公开转为扶持，甚至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

　　1949年6月23日，远东委员会将文物补偿案提出表决时，11国中虽有9国赞成(苏联弃权)，但因美国使用否决权，而使此提案搁浅。自此，中国对日文物索赔已失良机，以后就更是不了了之。

　　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这批古籍又经历了一次颠沛流离，与故宫文物一起，辗转多省，运往台湾。蒋复璁后来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107箱书在战火中安然无恙，又在战后从帝国图书馆的地窖中完璧归赵，多少栋梁为此殚精竭虑！然而，让郑振铎终生遗憾的是，这些书最终没能入藏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而王世襄直到耄耋之龄，仍为“说不清”的问题难以释怀。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于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了故宫“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当时的“理论依据”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历时14个月的审讯，并未查出一件贪污案，但他没有得到一个清白无辜的结论，只得到一纸命令，被故宫除名，必须离开故宫博物院古物科——这个他“以身相许，准备一辈子为之献身的地方”。

　　王世襄拿着除名决定到文物局讨说法时，恰好在办公室遇见了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郑振铎手拿通知，半晌无语，只望着窗外的白皮松。王世襄知道除名不是他的决定，也不愿再为难他，就取回通知，匆匆离去了。

　　1958年，郑振铎率领代表团出国，飞机失事，以身殉职。

　　经历了种种磨难后，王世襄多年心有余悸，直到1999年5月才为此释怀。他写道，“我今年八十五岁，已届垂老之年。过去的一切，我都不计较，但只计较一点，即要求得到正确、公正的理解。……我相信两岸终有一天统一，善书未被日寇抢走而永为炎黄子孙所有，幸甚。”

　　近年，王世襄又重燃了为国家追回国宝的热情。2003年，他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其诚心可见一斑。

　　12月初，文博界大家集体出席了王世襄追思会。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不仅证明了王世襄的清白，还彰显他为抢救中华文物所立的功勋。

    本报记者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