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闹革命，也不能放弃数学

　　谷超豪的学生、现任复旦数学系教授的刘宪高至今记得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陪谷超豪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两人在便利店里买矿泉水的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谷超豪忽然对他说：“你知道怎么用数学来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冰的融化过程吗？”这时，刘宪高才明白，原来老师的脑子里一直都装着数学。

　　而谷超豪这样的习惯，既是出于对数学的热爱，也是因为现实的“逼迫”——“我经历了大时代的变革，青少年时就参加革命，又有志做数学家，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有些矛盾。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总是尽量多学习，多做些事情。”

　　在“既要做革命家也要做科学家”的想法驱动下，同时也在哥哥的影响下，谷超豪在少年时期就阅读了《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还和同志们一起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

　　一边要闹革命，一边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数学，因此，谷超豪只有在挤牙膏般的时间里抓紧学习。进入到浙江大学数学系学习后，他师从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大数学家，但同时又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虽然学生运动非常繁忙，但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必须抽出时间来攻读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革命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谷超豪面临转做行政工作的可能。但他明确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数学研究。最终，他选择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科研中。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文革结束后，谷超豪曾先后担任了一系列的行政职务。当接到调任中科大校长一职的任命时，谷超豪的第一反应是要继续做研究，但在老师苏步青和老朋友杨振宁的劝说下，还是走马上任。后来，他对中科大的科研与教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任期内，他顶着外界压力坚持建设的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到今天，已成为该校的品牌。

　　由于行政事务繁忙，他只能抓紧一切时间思索数学问题。因为他所从事的研究不像陈景润的数论那样，需要大量的计算，因此，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在脑子里想，只是偶尔要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因此，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宾馆里，在开会的间隙，这些时间都被他用来思考数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