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当时的知情者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记录吗？

　　黄河岸边司马迁祠内的一块《翟邑候重修太史庙记》的碑文，刻写着“众为太史公生辰，华山方外士自信知其详，谓司马子长四柱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寿七十三岁，卒于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按历史学家的考证，目前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和公元前145年两种说法。按这个碑文说来，似乎又是一个说法。

　　1000多年后的宋朝，人们没有忘记司马迁，又为他重新建造祠堂。据晋人许国昌著《养性斋杂记》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都记载了司马迁祠堂最早建造的年代为永嘉四年，即公元310年，这已经远在“三国”之后三百多年了。

　　但是，宋代建造保留至今的司马迁祠堂为什么没有建在祖坟，却建在黄河岸边，而且门朝东北方向呢？

　　当地又称司马迁祠堂为望祖祠。难道东北方向与司马迁有着什么内在联系吗？这使我们联想到1999年山西河津市发生的一件事。

　　河津市建筑施工挖掘出一座汉代墓葬，墓主为司马剑。其中出土一柄宝剑，一面铜镜，两罐铜钱。由于当时被哄抢，出土的文物一时难以寻找回来，但这仍然是现在可以探究的重要线索之一。

　　司马福一家是当地60多户司马家族之一。司马福谈到，当地历朝历代，司马家族的人可以见官不跪，司马福家曾被封为九品官衔，历代免除赋税，官帽在抗战前还在。他家历代建房可使用张嘴的琉璃兽，别人家盖房如果要用张嘴的琉璃兽，就会被公认为欺压人……。

　　司马福家藏一个象牙笏板，已断为两节，是古时官员上朝手持的器物，代表着官员的级别品位，这可不是寻常百姓家能有的器物。1955年，他家将上半节捐献给县文物局，现在家存当时县文物局颁发的捐献证书和下半节笏板，还有当时拍的照片，与现在家存的下半截笏板完全一致。笏板上边还有村民配药时的锉痕。建国以后，河津县曾与稷山县合并，后又分开。由于机构反复变更，当年捐献的那件文物已经难以寻找，所幸家中还留有一半。

　　河津县离黄河不远处有司马迁墓，1942年日本驻军曾拍有照片。后河津建铝厂时平，移坟另立司马迁墓。司马祖莹在陕西韩城高门，假如是司马迁自己悄然离开主流社会，就不可能奔《史记》明确记载、众所周知的祖莹所在地韩城高门，而有可能选择留给自己毕生回忆的少年时代所在的河津。

　　河津历代为文化名城：古有三贤祠，祭祀卜子夏，王文通子，司马迁。

　　卜子夏是当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可的世界历史上第二位教师(第一位是孔子)。春秋战国时期，河津便是卜子夏“设教西河”，也就是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从事讲学的地区，至今，河津市东辛封村还有卜子夏墓地、碑记的记载和祠堂遗址。魏国的魏文侯、名将吴起都是他的学生。

　　被隋炀帝、唐太宗两代王朝任命官职而不肯出山的王通，也出在河津，司马迁可能就在这样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最终成为河津县的三位贤人之一享受祭祀，并载入清康熙版《平阳府志》里。

　　康熙版《平阳府志》，是由中华文化第一世家，山东曲阜孔氏家族64代孙、清康熙年国子监博士、《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执笔编纂，是可信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河津县地图》就标志司马迁故里在辛封村。而早在元代王思诚的《河津县总图记》里就记载着“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又县东有太史乡”，太和坊是辛封村的古地名。这个记载与司马迁在《史记》中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记载一致。

　　恰恰是司马迁的这段自序，难倒了不少读书人。

　　“龙门”到底是在哪里呢？

　　我们去看地形图，河津与韩城隔河相望，这段黄河，正是相传大禹治水凿开的禹门口黄河出口，它紧靠河津境内的龙门山，故名“龙门”。

　　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记载:“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元和郡县志》记载：龙门县,秦置为皮氏县,汉为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