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河山之阳”又该怎样理解呢？

　　根据我国古代传统的阴阳学说，“山南、水北为阳”。河津居龙门山之南，符合“山南为阳”。

　　我国古籍文献凡单称“河”，就特指黄河，其支流称×水，现在也称×河如洛河、渭河、汾河等(长江支流则都称××江)。河津位于山西南境黄河南段以北，即“南河之北”。例如河津县的耿乡，曾是商朝祖乙的都城，北魏《水经注》就特别指出，“耿乡在黄河之北”，并没有因为它距离“南河”较远，距离“西河”更近而称“黄河之东”。因此，以水而论，河津自然是“水北为阳”。当然，河津西面也紧靠黄河的南北走向那一段，但“阴阳”主要是根据在水南或水北来划分，如一池湖水，春天水面的北面先行融化，南面后融化。东西两面就没有这种差别，可见古人划分阴阳是很有道理的。对不能以水的南北划分的，才以东西来区别。而阴阳的区别，又是以“东为阳，西为阴”，与帝王面南而坐的“左为阳，右为阴”，“男左女右”，都是一脉相承。著名的青铜文物“虢季子白盘”铭文中“薄伐猃狁，于洛之阳”，就是记载了一次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地点在洛水南北向一段的东面，故称“于洛之阳”。可见，按照在河的东西方向来划分，也是东为阳，西为阴。因此，河津既是龙门山之阳，又是黄河之阳，并称“河山之阳”，这是司马迁对河津地理位置的精确概括。

　　司马迁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学者之一，他在《史记》中明确论述了六家学术流派，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其中第一家就是阴阳家。因此，司马迁对我国传统的阴阳学说自然是融汇贯通，用“河山之阳”来描绘河津地理，是极为明确而简略的。

　　因此，司马迁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应该是确指河津，表述少年时代曾在河津从事耕作和放牧。但是，司马迁为什么会离开祖居之地，迁居到河津呢？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记载民俗称：“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当时这几个地区，比较靠近匈奴不断进犯的区域。至今紧靠陕西省韩城市南面的合阳县还有一个“防虏寨乡”，这个地名显然还遗留着把周边少数民族称作“胡虏”那个时代所建造军事营垒的历史信息。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汉朝还没有进入对匈奴全面反击的时期，身居太史令的司马谈有可能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将家族迁于河津，虽一河之隔，却有了黄河天堑，足以有效地阻挡匈奴铁骑，家族更为安全。为司马迁取名“迁”，是否暗喻司马谈在司马迁出生前后家居迁徙之意呢？

　　陕西韩城春秋战国时期属晋国，三家分晋后属魏国，至今那一带还有许多魏长城遗迹。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晋”时多称“我”，透露着对文化传统深厚的幼年成长所在之河东的深厚情感。

　　据《史记》记载，司马迁的远祖因避晋国内乱而到达少梁，少梁属于后来三家分晋其中的魏国，就是现在的韩城。

　　2006年2月24日，河津人大副主任任罗乐与张瑞珍赴河津固镇村邵家岭，在乡赵先生帮助下，于一座窑洞旁水龙头基座中，发掘出一通石碑，已断为两截，且有数行字迹损毁，但有关“司马迁”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辨。经市博物馆马鹏亮、周德俊现场鉴别，确认元代石碑，运回市博物馆收藏。

　　该碑为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碑文题为“创修上生院记”，由元朝从五品官员“奉训大夫陕西奉元路(西安)府判段循撰”文。碑文中“佛者……咸得皈依之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闻出。距县治北一舍社……”。

　　意为大禹当年治水疏河凿山经过之地，曾经涌现出司马迁等有名的大文豪、大手笔，而且代有才人。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提供了重要证据。

　　碑文作者为西安府判，他认为司马迁是河津“弘文巨笔”，与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所写《河津总图记》(清光绪版《河津县志》)关于司马迁的表述一致。可见，虽宋代陕西韩城建造司马迁祠堂时隔未久，但朝野共识尤其是陕西官方还是认为司马迁生于河津，与《司马迁自序》保持一致。

　　如果因为司马迁的祖籍曾在晋国，其少年时代和晚年归宿地都在河津，那么，在建造司马迁祠堂时，让祠堂整体建筑中轴线朝向东北方向就找到了答案，“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句也就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