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得出几点结论：

　　一：当年，“毛泽东的威信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伟大，足以使任何人钦佩、崇拜。”所以，《东方红》替代《国际歌》，成为当年历史的最强音。

　　二：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他们是真诚的，无可指摘的。

　　三：胡风派成员是整体欢乐海洋的一部分，大家公认：这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国家。

　　如果这几条能达成共识，那么，回顾当年，所有检讨的人，和舒芜比，年龄有大有小；思想有深有浅；学问有高有低，他们的检讨都被视为真诚、天经地义；没有人指责他们功利、趋炎附势。处于同样的时代大潮中，舒芜的检讨不过是全体检讨中的一份，唯独给他加上许多卑鄙的动机，于理不通。

　　同样是放弃旧我，努力跟上时代步伐；唯独不承认舒芜的检讨有他的合理性、时代性，于情不通。

　　李辉评价那么多大知识分子的自觉检讨为真诚、天经地义，唯独说舒芜“主动检讨比交信更恶劣，在没人逼迫下检讨就是趋炎附势”。更是与他的话自相矛盾，于情于理都不通。

　　3

　　李洁非说：要将舒芜当做案中案来研究，倒也可以。

　　舒芜为什么转变，除了大环境外，还有哪些具体原因？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里已讲得很清楚，有感于“评论家”似乎没看过《后序》，只好再简要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人民沉浸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中。舒芜在南宁被上级信任，担任实际领导工作，领导土改，“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地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并得到胡风的鼓励。

　　《舒芜集——第八卷》p3331950年3月9日给胡风的信：

　　“从解放以来，学习了一些东西，主要的是在担任寒假教员研究班副主任的二十多天当中，从老干部们身上，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表现，和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功。举一个例，例如自由思想，暴露思想实际，联系自己，加以改造，这一套方法，就是我先前所未知道，现在看来确能解决思想问题的。这样来谈思想，才不落空，才不会变得如我们过去所担心的虚有其表。”……

　　“胡风接我此二信，1950年3月29日复我一长信。关于我的去留问题，他说还是在南宁留一个时期为好，他说，当为工作所需要又为关系方面所信任时，于情于理，都不应匆匆离开。关于我在南宁要担任种种工作，他说，应该做需要你做的一切工作，接近老干部，从他们身上学习，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他强调地说：‘最难者莫如被人需要，被人所知。’关于我说的暴露思想实际加以改造的一套方法，他说：‘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而“《论主观》是一个大公案”，“这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的，不如早点印出来”，“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舒芜集——第八卷》p334：

　　这两段传递了三个信息，胡风希望舒芜：

　　一，向老干部学习，这比什么都重要。二，要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三，对《论主观》要自我批判。

　　也就是说，舒芜的转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有胡风很大成份。

　　再看另一个因素。

　　全国的形势前面已经说了，具体到南宁，在《舒芜集——第八卷》p361有这样一段，1951年，北京文艺界土改团团长艾青来南宁讲话：

　　“文艺工作是宣传工作，必须宣传共和国的领导思想，就是工人阶级思想。”“毛主席说‘中国沸腾起来了’，文艺界本身就未沸腾起来，与共和国蓬勃上升不相称。”“文艺界自由主义空气浓厚，见面不谈原则，不谈对共和国有重大责任感的问题。”“文艺界这种风气，应该结束了。这样下去，只有取消文艺工作。但是，共和国不能容许。我们是占世界第二位的共和国，不能容许这种可悲的现象。”“批评，对于被批评者有利。否则，共和国飞快前进，终于把它抛掉，那才是对不起人。”

　　舒芜说：“现在听艾青如此热情地再三称呼‘我们的共和国’，觉得这也表达了我的感情。而他始终把‘我们的共和国’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一切思想、文艺、理论、作风问题，都要看是否符合共和国的性质，是否适应共和国的需要、是否跟上共和国的步伐来解决，这在理论上比我提得高得多，尤其使我佩服。……艾青这个讲话，进一步促进我主动公开检讨的决心。”

　　这不是如李洁非所说，为自己的“变节”找借口，这是一个思想者在认真倾听真理的声音，至于到底是真理还是谬误，属于思想认识范畴。

　　另外，李洁非在《反复：舒芜的路》中说：

　　“任何人，包括所谓‘人人得而诛之’的奸佞之徒，其实也渴望一种内心平衡，这个平衡就是，替自己的思想、行为建立严肃性。当越被舆论、社会一致贬抑时，这渴望也愈显强烈。舒芜晚年，应深受此煎熬。”

　　这更是用人身攻击和主观臆想来解释思想问题，令人对李洁非的整篇文章可信度产生怀疑。

　　再回到舒芜的转变，因素还有很多。

　　舒芜的日记也如实记载了当年的思想历程：

　　1952年1月6日，舒芜为带了一支革命队伍去贵县土改而兴奋，在《舒芜集——第八卷》p367，有这么一段：

　　“‘……回顾这五年，首先要感谢党的教育，人民的教育，我觉得过去那些糊涂观念，虽然当做了不起的真理，坚持了那么久，今天看起来，实在是可怪诧的。’

　　后来五十天的日记里，翻来覆去地说思想改造。全团下来的目的，明确地定为思想改造。我自己在工作中学习，学土改政策，学老干部的品质、作风、理论、方法，学贫雇农的立场，调查研究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一切的一切，时时处处事事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之批判之，实行自我思想改造。”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舒芜在诚诚恳恳地改造自己，态度严肃认真。他是把改造当做革命工作来做，当做亦师亦友的胡风先生的嘱托来做。

　　1950年9月下旬。舒芜代表南宁市中苏友好协会，来北京开会，9月25日路过武汉，第一次见到绿原，当天日记：p346

　　“将要上车时，绿原赶来，在车上谈了二三十分钟，略知文化界大势，甚愉快。他说胡风正在京谈什么。他约我写点稿，谈文艺思想改造的，我决计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