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4710月2日日记：

　　“下午找路翎，见欧阳庄、鲁藜，闲谈，吃饭。同往胡风处，谈甚久。又遇鲁煤。

　　听他们谈，京中情况，原来如此，大吃一惊，不再想来了。”

　　P348“统战政策所启示的真理既是如此，那么，进步文艺界中人，可以联合的应该更多，我们过去孤立自己的做法对不对呢？”

　　P34910月5日日记：

　　“下午，找胡风谈，和与路翎所谈相同，彻底检讨过去，真有‘放下包袱’之感。”

　　P3561951年11月2日日记：

　　“用早餐后，与邓燕林同访绿原，在他家吃饭，争论检讨问题。”

　　P3571951年11月10日日记：

　　“饭后，到绿原家，续谈问题，他渐能接受我的意思。”

　　P3631951年12月20日日记：

　　“‘晚，鲁煤来，谈甚久。’……所谓‘谈甚久’，就是谈我那篇检讨文章。”

　　从以上引文可看出。两年来，舒芜不断地学习，进取，转变，不是暗暗地，而是大张旗鼓地写信和朋友们探讨，当面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与朋友往复争辩，所谈均为思想改造，态度是坦荡的，并无暗箱操作，不可诬为“叛卖”。

　　舒芜想从南宁来京，是弃官从民、弃权从文，诬为功利不合常理。后发现并非理想，期望顿消，但真调来北京表示高兴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可以做学问了嘛！不能据此栽赃为“借检讨调往北京”。

　　对于他的检讨，鲁煤也看出现实的巨大影响。

　　1951年12月28日鲁煤有信给胡风，专谈舒芜：

　　“当然他的文章，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他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他说，胡先生在过去和现在无产阶级思想当然要比他多得多的，但是当时(希望社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如他本人和方然之类，是站在这个大旗下面，充作无产阶级活动了的。情况大体如此。

　　补充说明一句：我想，他思想的发展，虽然不无偏激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他这种转变是在解放后两年实际工作中，和党的实际工作的领导人接触中体会、学习和摸索到的，所以，当然也会有无限珍贵之处。……

　　我曾问他为什么不给你去信谈呢？他说在信上谈不清。辞不达意，倒反而弄得误会了(理论上)，等等；我相信这也是真的。

　　他说，他这些话都给绿原谈过(上个月他曾到武汉去参加中南文代会)，说绿原也承认过去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结论。所以，你还是去多问问绿原。

　　鲁煤两信，转引自《胡风选集》第二卷(433—437页)”

　　鲁煤的信，是客观公正的。

　　4

　　梳理整个事件的经过，问题已明了。

　　概言之，经过两年多的现实工作，舒芜为党所信任，自己也珍视这种信任。老干部天下为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他，使他不断抛弃旧我，加上胡风的肯定，更坚定了“这是自己的国家，不可再闹个人主义”的想法。

　　在这种蓬蓬勃勃的革命环境中，反观自己的《论主观》，的确与国家百姓民族之利不符，是妨碍革命的，于是，舒芜决定向错误告别。这种检讨没有功利性，完全出于“个人事小、国家事大”的心态；出于“既受上级器重，更应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态。

　　可以说，舒芜从信仰个人主义转变到信仰集体主义，有清晰的、出以公心的思想轨迹可查，而非怀有不可告人的卑劣动机。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后事发展哪怕再恶劣，也可能和舒芜关系不大。问题是，这时，头脑高度革命化的舒芜认为，自己改正错误还不够，还希望朋友们也改，一同轻装前进。他说：“我自以为还要帮助别人，特别是帮助几个朋友进行思想改造。”

　　这就惹了大祸，最为朋友们不能原谅，也为世人所攻击：“你检讨就检讨吧，为什么拉上别人？”

　　可是，这又为舒芜不解：都拥护革命，不符合革命利益的，为什么不能改呢？不是要言行一致吗？何况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了革命，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放弃呢？

　　另一为世人诟病的是，中国自古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造就了多少民间佳话，世人指责他“叛卖”，即从此而来。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又是另一种道德，更基于理性判断，遵循这种道德，中国现代史上，诞生了两篇著名的《谢本师》，多少左翼青年深受影响。解放初的革命环境，使“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理念更强大，舒芜的思想转变里，一定深埋这一因素。

　　另外，个人是时代民族的产物，中国文化里，家、国相联，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更有忧国忧民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基因，大多离不开这一民族特点。这些儒家文化，也会深深影响舒芜，事事以“是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来规范行为，就是舒芜对这种传统的认同。

　　关心越切，卷入越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事情就这样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