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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世纪后，反观整个事件，可以这样说，舒芜最大的悲剧就在于：

　　当谬误假真理之名以行时，他无察觉，这种失察，和国学功底厚薄、理论修养深厚均无关。(舒芜当时年仅三十)

　　细究起来，谬误是一点点从真理的迷雾中显露出来。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增大人们的怀疑，至十年动乱时，恶才暴露无疑。那时依附主流方可斥为“趋炎附势”，斥为奸佞小人。依此逆推，谴责应逐年下降，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最起码的常识。

　　对此，唯一肯公正讲话的是彭燕郊先生。彭先生1997年5月9日曾写给舒芜一信，这是他对当年的总结：

　　“回忆50年代初，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谁不曾‘刻苦’学习‘讲话’？谁不曾写‘心得’做‘检讨’？我以为，现在想起来，可以难为情，但不必认为那是可耻的，我们是把这当做必须为革命做出的牺牲的一部分，心情是悲壮的，因为对于我们，牺牲文艺理想几乎等于牺牲生存价值。……

　　作者认为绀弩对你有好感，是出于‘爱才’，而对关联到胡风事件的看法，则由于他有‘历史的洞察’，极是。但作者认为你的交信是出于‘泄私愤’，我却不同意，我们这些人，谁没有交信，你不交，抄家时也要抄走，而且我们当时都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对党怎么能有私意隐瞒？发展到后来，不还有交心么？而且交信还表明我们的坦荡，无非就是认识不清吧？不是说改了就好吗？”

　　当年的社会和人，正如彭先生所说，凡事均出于个人事小，革命事大的心态。否则，何以解释胡风早在舒芜所谓“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他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胡风给中央的信说：

　　“1950年冬他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6卷第324-331页)

　　如按当年的标准，胡风是为革命着想，在个人感情上，毫不顾惜朋友之情。如中央重视，必置舒芜于死地，(不知何故，中央没理会)可是，若按当今对舒芜的指控，他无疑也是卖友求荣，是趋炎附势，是超越道德底线。

　　可是当今社会，却对这一事实至今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是遭遇真实后的尴尬？是标榜正义一方的合谋？

　　当然，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可是这个合理，又未必有理性。社会主流舆论，往往非理性。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社会主流，哪一个有理性呢？

　　真正理性的思考应是：

　　解放初，胡风和舒芜，言行大同小异，所作所为，或算思想问题，或算道德问题，理应承担相同的社会评价，归属同一“道德底线”。(还不说密告和公开检讨的区别)

　　按照逻辑推理，若研究舒芜现象，应先研究胡风现象，(他在先)研究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崇拜革命的年代，都义无反顾地走上靠拢组织的道路，这才有功于历史，才是研究的正途。万不可自居道德、正义，有意误导、隐瞒真相。如张业松所说：“知道实情而要面向绝大多数不知道实情的社会公众入人以罪，这就是构陷。”

　　更不可倚强凌弱，以理杀人。

　　还是回到文章开始，舒芜之名，在中国现代史上，其思想、学术价值，远远高于新闻价值，不理解的人，就去细读八卷《舒芜集》吧！

　　即使那一新闻价值，正确的解读，也应是：中国近代文化史，全部为政治覆盖，天意从来高难问，怎能蛮横地让已经受骗的知识分子，再来承担政治罪责？

　　-方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