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杨振宁

　　《李政道传》(简称《2010李传》)是一本介乎传记与口述历史之间的著作，作者是传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应，以正视听。我要说的，只限于能够根据文献讲清楚的几件较大的事情。书中许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领头编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下称《2004解谜》)，所以下面多处也要涉及此书。

　　I.

　　《2010李传》58页有下面一段关于我1948年博士论文的文字：

　　“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这段文字讲了些事实，可是没有讲全部事实(The　Whole　Truth)，更没有讲最重要的事实。事实是：当时有一个谜团困扰许多研究β衰变的学者：β-γ关联(correlation)的计算往往是大算一阵子之后，发现许多项都互相消去，结果非常简单。Uhlenbeck和他的学生Falkoff就被此谜团困扰。[Uhlenbeck(1900-1988)是发现电子自旋的物理学家，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得诺贝尔奖。］吴先生从Uhlenbeck那里知道这谜团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但我却没有大事计算，而是去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项相消！

　　想的结果是：对称原理是多项相消的内在原因，从而推广此原因，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全文发表后只有9页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学教科书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处引用了我的这些定理，例如：

　　“杨的普遍定理也适用于此例。”(译自该书1952年版639页)

　　(对称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中心观念。我的这篇1948年的博士论文，后来的杨-Mills、宇称不守恒、1974年的规范场积分形式等工作，都是关于对称的工作，其中尤以杨-Mills的规范场理论为极重要。请参阅《2009　Dyson》。)

　　II.

　　《2010李传》第四章多处明示或暗示李是费米的博士生，而杨不是；《2004解谜》第14问答中也如此说。这同样是只讲部分事实，以偏概全。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证明一：费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过不少学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联名发表过理论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证明二：1948年春费米为了弄懂Schwinger对重整化的工作(这是当时最红的研究领域)，每星期两、三个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中讨论此工作。(见《1983杨》6页)参加的除费米外，有两位教授：Teller与Wentzel，与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Rosenbluth、Steinberger与我，没有李(讨论了数周，结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页的文件。但Schwinger的计算很难懂，我们的讨论完全失败)。证明三：费米出差的时候，常请我代课，从没有请李(见《2004解谜》110页)。证明四：费米于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岁。他最后住医院期间我专程自美国东岸飞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杨》307页)。李没有去看他。证明五：费米逝世以后，Segre为编辑费米的全集邀我写了一篇文章(《1983杨》48页)。没有邀李。等等。

　　III.

　　《2010李传》第六章提到了“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所谓“疏离”是指1952年我们两篇统计力学文章的排名次序问题；《2004解谜》的第8问答也是关于此问题的。

　　首先，需要指出，整体而言，统计力学向来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不是李的领域。从1944到1952年，我单独在此领域发表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二维晶格系统自发磁化的文章是此领域的一个突破。李一生一共只发表过12篇统计力学文章(《1986李》第一卷viii页)，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间和我合作的成果，这清楚显示了他在此领域所处位置。而我们1962年分手之后，我在此领域继续工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与1969年有关一维系统的两篇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999年我获颁Onsager奖，那是此领域最重要的奖项。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领域，在2008至2009年间又已经发表了六篇文章。

　　至于前述引起排名问题的那两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1951年秋天李来普林斯顿，此时他尚未在统计力学领域有任何学术成果。我向他介绍了我上述那篇二维晶格自发磁化的文章，从此文开始我们企图进一步推广。《2004解谜》对这次合作是这样描述的：

　　“当我(李)于1951年秋到达高等研究院时，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伊辛(Ising)模型。那时候，杨刚好完成了他的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想继续在这一领域工作。由于我在芝加哥时，曾听了乔和玛丽·迈耶(JoeandMariaMay鄄er)的统计力学课，迈耶的凝聚理论总是使我入迷。自然，我们的讨论就很快集中到就伊辛结果向气-液相变的推广。”(《2004解谜》参考文献235-236页)

　　这两篇文章很有名，是经典文献，都是由我执笔写的。其研究态度与方法今天都公认为是我的风格。当时把两篇文章都签名为杨—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计划两篇文章的签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礼的忠告，签名才变成一篇杨李，一篇李杨。这是什么缘故呢？(《2002杨传》207页)

　　回答：《1983杨》571-585页表列了我1981年以前所发表的所有文章。根据这个表，1945年到1956年底我在美国发表的两个人签名的文章共有13篇：

　　依字母次序(八篇)

　　Fermi　and　Yang　1949

　　Lee　and　Yang　1952

　　Lee　and　Yang　1955

　　Lee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

　　Huang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Parity　paper)

　　Lee　and　Yang　1956

　　不依字母次序(五篇)

　　Yang　and　Tiomno　1950

　　Yang　and　Feldman　1950

　　Yang　and　Lee　1952

　　Yang　and　Mills　1954

　　Yang　and　Mills　1954

　　不依字母次序的四位合作者，李以外的三位：Tiomno、Feldman和Mills都感谢我带着他们写了文章，都和我是终身朋友。其中Mills(1929-1999)于1999年身患癌症，还参加了我在石溪的退休研讨会。(图一)。更早在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庆祝我70岁生日的学术会议上他作了一个演讲(《1995刘丘》，199页)，其中头一段讲到他和我在1953-1954年的合作经过，翻译如下：

　　“我十分高兴，也十分光荣，应邀为庆贺我的老朋友佛兰克杨写此文章。我很幸运，也很愉快，终身和他的名字并列。物理学者与学生在碰见我的时候往往说：“哎呀，你就是杨-Mills的Mills？”我就要解释我确实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些有用的贡献，但当幸运之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时，我的经验尚浅，而佛兰克杨当时，(与现在)，是既聪明又对比他年轻的物理学家十分慷慨。”

　　Mills说我曾慷慨帮助比自己年轻的物理学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当时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弟，尽力培植(《2002杨传》506页)。

　　后来我曾尽力培植吴大峻(哈佛大学教授)。他也终身感激，在1992年的一篇名为“杨教授与我”的文章中他有这样几句话关于1950年代他和我的合作：

　　“虽然杨教授对此文的贡献比我多，但是他不肯和我联名发表，因为他要帮我巩固我的学术地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一直到五年以后，1964年杨教授才和我第一次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译自《1995刘丘》，448页)

　　又有几句话关于后来1964年他和我的合作：

　　“因为那时我已有永久聘书，所以杨教授终于同意和我联名发表文章。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我们的第一篇联名文章。此文章今天还常被引用。”(同上，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