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这等于当年咱那个白话文？

　　窦文涛：但是你对中国从古文到白话文的转变怎么看？

　　顾彬：到了49年以前，我觉得无论是哪个时代，中文很有特色，中文很漂亮，比方说鲁迅、钱钟书、梁实秋、林语堂，他们写的中文，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就是49年以后开始，因为语言和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要治好一个国家，你应该考虑到语言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49年以后，有不少政治家们，他们也可以这么说，创造了普通话。通过普通话，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更创造一个新的重要，所以普通话和中国40年以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窦文涛：我听过一句哲学家的话，说这个世界本质上是语言构成的。

　　窦文涛：这个话很深了。

　　窦文涛：我注意到顾彬教授对现在的中国作家有一种批评，就是好比像说1949年以前，很多文学家，本身就是搞翻译的，你像鲁迅都翻译过很多东西。

　　窦文涛：他认为好像当代的中国作家，怎么懂外文的极好。也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看原著，他看得是翻译过来的东西。这个你觉得，他就不能有好的文学吗？

　　顾彬：是这样，通过翻译工作，可以提高你自己母语水平。另外，你可以学一种完全新的语言，比如说45年以后，我们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伯尔，他说，纳粹分子把我们的德文完全破坏了。

　　窦文涛：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顾彬：对，我应该重新学德文，他说怎么重新学德文？通过翻译，他开始翻译美国的短篇小说。

　　窦文涛：为什么说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顾彬：因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意识，来创造一种受不了的语言。

　　窦文涛：受不了？

　　顾彬：因为他们想通过他们的语言，控制所有的人，和人家，通过语言，你可以控制人，所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梁文道：或者有一些语言，本来很重要。但是被纳粹滥用之后，就变味了。

　　窦文涛：比如我能想到的是一些口号式的语言，强迫性的语言。

　　梁文道：比如说纳粹很喜欢讲生命，对不对？这个字用多了之后，你一听，你就觉得好奇怪，就等于像在现在中国有一些字，你一听，人民的欢声笑语，这本来是很快乐的事。但你一听，你就觉得肉麻，对不对？用多了，那种字，你就觉得怪了，就给用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