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与笔录

　　从清未至民国，阎锡山历任封疆大吏，他幼时读过“四书”，及长曾学习于武备学堂、日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应该说他是“见多识广”，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经验，也有辩论和文论的基础，所以他除对极少数清未、民初念书的有工底、有功名的人士赵戴文、崔廷献、贾景德等外，对一些留学生和大专院这生充任他的秘书、参谋所写的文字，他大多不甚满意，特别是以阎出面的文告、训话之类，大都是把侍从秘书、参谋叫到他炕上放的小桌边，由他口述，由秘书参谋笔录，然后交主管军政高干去阅。在这种情况下，如杨爱源、孙楚、王靖国、郭宗汾、王怀明、薄右丞等，充其量不过在文字、事实上作个别订正、调整，主题思想和文字结构都不会大变的。

　　我任秘书时，阎五十多岁，精力还很充沛，记得从一九四一年“署期讨论会”以后的许多政治、边事、经济等较重要的论述，大都由他亲自改动。特别象《村本政治》、《连本军队》、《兵农合一》这些专著，他对主管厅局长、军师长写来的初稿，多不满意，有些几乎全部推翻，另由阎口述笔录而后交《阵中日报》社印刷厂付印成册。在克难坡时，经常看到孙楚、王靖国、王怀明、薄右丞以及后来曾任军管区参谋长的张凤翔，被唤到阎公馆去听阎讲述和笔录的意见。有些军政负责人常因写的东西向阎交待不了在侍秘室吵吵嚷嚷。有位陆军大学毕业的高级参谋刘玉年，因陪同孙楚笔录阎的军事言论—“三只老虎抓子的战术”，常累得满头大汉，叫苦不迭。有时写长篇，阎中午或晚上让一些高级干部和秘书、参谋在他家吃饭，饭后稍事休息再写。

　　一九四二年五月间，阎电召重庆铨叙部部长贾景德专程回克难坡，协助起草准备向日本妥协的《亚盟宣言》。为了避免干扰，阎与贾暂住于古贤村寓所，带了徐崇寿与陈过二秘书去抄录。这个《宣言》是阎对日本的建议，我看过这个《宣言》。大意是说：“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国印度为大国，东亚问题之中心是中印日三国。应集合各国民族之优秀者，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协谋亚洲民族之解放，并建立亚洲大同盟。”阎在文中提出：“亚洲同盟，应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增进自荣”等若干建议。记得最后一句是：“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日本人士，其有意乎！？”这个《宣言》稿，据知阎曾着王怀明等留美和留英学人，译成英文，并托人送交印度领袖尼赫鲁参阅。

　　阎锡山经常也以《客问》的文体，抒发他个人的意见。《客问》的问题，多为其个人假设，或综合情况概括出来的。他的这种文字，多载在定期刊物《革命生活》和《革命动力》上。这两个刊物，前者为同志会刊物，由早年留日学生张养田主编；后者为政治会议刊物，由邓怀冰(励豪)主编。定稿前，他们都要定时间见阎讲讲内容，作一番交待。阎有时看看主要文章，有时临时口述增加些内容和意见，然后批“可”，始行付印。

　　阎锡山阅历记事甚广，有时笔录他的讲话不悉古往今来、天南海北从何说起，也有一定困难。有次笔录，他一开头就是“曲突徒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客”。由于他的五台方言讲得快，我听不惯，所以一时发怔，弄不清楚。但他未发脾气，用手指在小桌上写了这句话。并说：“查《汉书·霍光传》。”阎有时也用毛笔草书写出些文字来交侍秘转送。王莽谦恭下士时，假如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还有一次写：“大旱三年，犹有怨雨之人。”他的话，当时都是有所表白或有所指的。

　　文章和日记

　　阎锡山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军政权要，为在：“ 立功、立德、立言”上做到“三不朽”，一生大做文章，并留下不少日记。他的文章，除一些专著，如《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中的哲学》等外，大多集辑在他的《言论集》里。阎在抗战前有《阎伯川先生言论集》和《升降旗讲话》。这两个集子，抗战中在秋林、桑柏时，曾有二战区长官部现代化编译社方彦光、许预甲、徐崇寿、于飞黄等作过整理和重编。秋林、克难坡时，曾先后由杨怀丰、徐崇寿、陈过和我编辑过他的《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论集》，不下数十万言。其中绝大多数文字均为阎口述笔录而成。抗战胜利回太原后，我被阎以“伪装分子”扣捕后，其言论集曾由长官部机要室编印，并在北平排印出版。他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抗战时期曾请留美留英的几位学者、教授译成英文精印，扉页并有阎任督军时的照片，托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带到美国分送政治、经济界人士。

　　一九四二年我在秘书工作中，曾阅览并摘录过阎的日记。阎的日记开始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阎自述：“其时余适旅居大连。二十一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阎的日记特点是：“不记事而记事之理”。阎认为：“记事是主观的，记理是客观的；记事是为自己留痕迹，记理是给人类贡献作准绳。”阎记述说：“余不愿为自己留痕迹，愿对人类有所贡献，故记理不记事。”但我看阎的日记，也不全是记理，也有记事。一九四二年时，阎的日记已有三、四十万字。他在克难坡时，逐日将需记之事自己写出或靠秘书录出，然后由文书秘书毛笔恭录于其大本日记册内。当时誊录秘书为刘旭华，字东初，中阳县人。

　　阎的日记内容大体上分以下五类：

　　一为重要事情的记载。如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的日记，就记载了他从大连乘飞机回晋途中经各地的详细时间。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傅作义去河边村见他的情况：“傅总指挥来村云：何委员长(何应钦)托商三事：一外交方针如何定；二华北如何安；三察事如何了？余答：外交取均善；华北安须裁兵；察事首位冯。”

　　二为重要信件的记载。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阎致石家庄蒋介石电说：“……山向来追随钧座……中央如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与钧座牺牲……。”再如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记载了矣学良的来信。信说：“李金洲反述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前嘱劲成(翼翘)兄进谒，俯乞进而教之。”十月十五日记载了阎致张学良的信：“劲成兄莅并，赉到手翰，并共洽谈，敬悉--。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此后情形，弟随时奉闻，目下状况统乞迳成兄代达。”

　　三为个人感怀、警句和论点的记载。如一九三一年在大连时记：“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井，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已。”“求学当如大喇嘛的秤，毫不为外动，处事当若真如镜胡同，来甚照甚。”一九三三年在河边村的日记：“余立省营业公社，志在与省赚一万万元。”“欲经济济世，须精于算。”“计算的笔头下有金钱，有太阳，凡事能计算得当，能省钱，能省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记：“黎黄陂(黎元洪)说：能出世者能入世，能杀人者能救人。我对下句极表同情。”一九三七年的日记：“(对联)对在中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履中踏对。”又记“读书防迷，作事防浮，前进防颠，后退防馁。”一九四二年的日记载：“吾五十前爱水，五十以后爱山。”又记：“鹤峰(张培梅)先生与余诀别书中有云‘我已变为厉鬼矣，你是夹河而战，但我之灵魂一定助你。今竟验其语’等。

　　四为阎本人诗词的记载。阎一生写过不少诗，总有百余首。但诗近打油，多不合韵律，本人也仅求其顺口而已。如一九三五年阎去南京开会的诗：“大会五开两谒陵，赞反齐来冀国兴，当局若再无良策，再图盛聚未易能。”一九三七年武汉开会的诗：“廿余从政心气哀，性不能改枉北来，世间那有急迫事，语不从容口不开。”《弃雁绥工事》诗：“国防大计定当先，临时决策事难全，工事费款千余万，放弃全由南口牵。”又：“南口之役失权衡，准备毫无守何成？八师精兵损半数，致使雁绥枉经营。”《勾注撤兵》诗：“撤兵令下意凄凉，指挥杂军愧无方，原有平型复南口，孰意茹越陨鉴堂！”《走五台山》诗：“雪天澈夜走清凉，飞灯光辉遍山梁，老人途中迟行进，徒步泞泥衣带霜。” 《原平战役》诗：“全区原平战最烈，三团只剩五百人，据守三院十一日，玉贞旅长兼成仁。”《忻口役》诗：“忻口布防得从容，全凭原平抗敌功，假使娘关不失败，岂能念三任敌攻？”《自动诗》：“汾失陷第七日，运动战略大展开，向来被动今生动，捷报一日十三来。”一九三八年《夜走峻坡》诗：“荷戈戴月走峻坡，卫士扶驴汗土和，强敌唯有到底抗，民族复兴尚疑何！？”《生日有感》诗：“九月初八五六过，空逝岁月愧良多，民困国难老益壮，抗战复兴须执戈。”《五龙宫除夕》诗：“六路攻吉行营迁，雪拥山超马不前，拒绝诸将西渡请，五龙宫中过新年。”一九四一年“洪炉训练”时，他还写了一首诗：“一角山城万里心，朝宗九曲孟六深，乾坤俯仰无终极，愿把洪炉铸古今。”

　　五为阎家关于家事、国事和一些记载。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阎在日记中曾详记了其父阎子明病故前后情况，并兼记了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原文是：“本日午前十一时，父弃养于文沱草庐。先是于去年旧历年前，山由署归，见父颜衰老，大异于前，决身侍在村办公十阅月。本年十一月，次陇由平回，传蒋介公意，决亲至村谒家父。奉命辞未获，遂至省候陪。于十一月九日，陪介公来村谒父，后随反省。次陇复传介公意，并言欲商两事：一国事如何处理，以济危难；二是山西建设如何始推行全国？故与介公往来路车中尽谈此二事。谈意：后者简单，定方略，索计划，严督促，实考核，当赏罚，事即举矣。前者，内忧外患，时不我许，无未雨而绸缪，给常法以善后。余力主以非常法渡非常事，抛弃武力，发展民力，充实国力，减东邻忌，免日俄战前先后摧残。介公问非常法，余答：废金银制改行物产证券制，废劳资合分制，改行按劳分配制。介公遂约定派专员来详讨，因候。嗣派徐君青甫至，商讨数日，徐君甚同意情，持折归。余正拟返村，十二月一日电话中闻父复咳嗽气短，小便短少，即日归视，面色体温脉搏均如常，唯饮食大减。医之，气短咳嗽，小便与饮食未效，病十一而逝。临终余令三子及孙女至父犹捉手点头……”又如一九三八年二十七日阎还记了他祭执法总监张培梅文。原文是：“你很爱国，你很壮烈，你以为晋民苦矣，国家危矣，不忍睹，不堪睹，君自了，遗其妻子，别其朋友，君乃自了矣！我则不作如是感。我国有二千年大一统之光荣，亦随有二千年大一经之遗毒，使维新革命均无大效，经此疯狂自损之日本军阀一大打击，必能去旧鼎新，而成现代化之国家。我不悲观。途中靠我，君服毒得求矣，至宁(注：大宁)乃知君已矣，使我惨然。继思君结果矣，且有果结矣，遂转我念。君之清廉无职，我所素知，家庭生活我负其责，君可释念。”再如一九四二年四月二日，阎在克难坡日记中，曾《记梦二则》，未悉其意何指？原文是：“余梦中急闻声：余老祖也。余曰：老祖，仙也，余，人也。仙人不可轻遇，请避之。老祖曰：余告汝抗战前途。余曰：闻佳音不能不喜，闻恶音不能不忧，喜忧皆于前途无益而有损，余不敢闻。老祖曰：善哉！”又：“ 余梦在都中赴宴，坐四十一号，介公忽到台上，舞毕请予继之，遂出场。余登台向众道：余不习舞，余可以歌导舞。初歌‘风萧萧兮易水寒，’至寒声不之战。众赞之。歌毕众请续之。继歌‘大风歌’。至‘云飞扬’时，手如飞燕。至‘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时，挺胸重足而行。众鼓掌。至‘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撒手而表悔意。众默然。梦遂醒。”此外，阎日记内还载有抗战时在岭口行营督战时，写给国民党中央的《遗呈》等。

　　阎日记内容极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一生不同时期处人处事的思想、态度和原则。同时，日记也保存了他统治晋绥数十年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决策思想。他的日记，抗战时列为保密文件，是研究阎锡山这个历史人物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