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白色恐怖下的阎统区

　　晋西“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从秋林进驻克难坡。由于他对共产党人的愤恨，并防止他的组政军教经干部和广大官兵“叛变”，加紧了阎统区的特务统治。

　　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阎对所属连、区经上军官、政工、政卫、理宣、财经、兵役、文教系统的军政人员两万余人进行了为期三月的分批整训，称为“第二战区署期进步讨论会”即所谓“洪炉训练”。这次整训主旨是灌输“存在就是真理，需在就是合法”的降日理论，强调以“不容人不，能使人能”的办法，树立“整体精神”。梁化之、王靖国等，则遵循阎的意图，大喊：“志会长之志，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要大家做阎的驯服工具。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阎说他参加当年同盟会在日本组织“铁血丈夫团”的办法，在山西建立“山山铁血团”的组织，以“山山”寓山西为阎锡山的山西这个含义。我曾多次见他逐批召见青年军官时，桌铺他写的“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生死利害，共子女财产”的白绢，并和召见者歃血为盟。他为了巩固文职人员，建立了“文人组织”实行所谓的“进步保证”。他为了控制组政军教经的高中级干部，建立了“同干”组织。他为了残害共产党人和了主人士，学习德国纳粹党、蒋介石蓝衣社一套法西斯做法，组织了敌工团、特警组、特高组、铁纪团、特种警宪处、真理辩证处等反动特务组织。为了探听撩解放军高级人员的的消息和动态，他训练了服务士队，军官服务队，充当“会长耳目 ”。服务士多为青少年，经过训练，派作军政人员的勤务，做清洁卫生、送水打饭等工作。初去深受各级领导喜欢，过段时间，则发现他们的一言一行，鸡毛蒜皮琐事，甚至戏谑之谈，扯淡之话，尽为阎锡山所知。甚至某天阎讲话，某军师长打盹或未立正等，阎也知道并予注意。阎统区当时几个将领——刘庸之、卢宪高、姜焕章等之自裁，都传与服务士等密报有关。阎后来成立“军官服务队”，其目的亦为对高级军官情况，能够进一步发如指掌。

　　阎为了树立个人威信，巩固统治，扩展势力和地盘，还控制黑社会的封建组织青洪帮。青帮内，阎是“嘉白帮字大字辈老前人”，洪帮内，阎在全国“大青山”、“峨眉山”两册头之外，又树立起个“民众山 ”，自为“山主”。当时克难坡，除了所谓的“革命”气氛外，入夜还有一种“烟缭绕，蜡烛通明，黄裱飞燃，作揖叩头”的封建迷信气氛，使人啼笑皆非。阎的青、洪帮在一九四年配合所谓“解求训练”还派人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数省进行发展，企图暗滋潜植，控制各省权。

　　一九四二年与一九四三年间，阎锡山还成立了“活炸弹队”--法西斯恐怖暗杀组织，凡不利于他的人，辄派“活炸弹队”成员跟踪将其打死。记得朝会上，阎曾多次宣布过这类事情，警告人们，勿反对他，否则任何人休想活命。

　　我对阎的残暴，虽有所知，但实际情况，乃至我被其以“伪装分子”扣捕，才略知真相。

　　一九四五年十月日本投降不久，阎要回太原过胜利后的第一个“寿诞”(六十二岁)。特选十数长文，拟编入《革命动力》，分赠各组政军教经人员。阎的一篇中有“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一句话，写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复兴日报》印刷校对发现后，毁版重印。阎寿日过后，有人向阎密报。阎追查此事。梁化之说：“这是共方搞的，有两个目的：一为小说，破坏您的文章印刷计划；二为大说，是共方利用此做了宣传。”阎听梁化之分析后，至为震怒，立交太原警备总司令王靖国派政卫系统师长贾宣宗和铁纪团部长、组长二人将我逮捕，乘黑色小车出东门外秘密处死。贾和我素识，车中深表关切，但说“无法挽救”！至中涧河荒郊，见墓坑已经挖好。此时，贾在土坑周围来回踱步。自语说：“这么年轻！总得有个口供！”约一刻钟，贾下决心押我上车至中涧河沈瑞骑兵军部。贾商之军长、参谋长，两将领同我均识，亦力主建议问出口供再杀。贾连夜至城要求见阎，侍从长告贾，阎已睡下，明早再说。贾等至黎明，床前见阎，建议问问口供。阎听后极其怒，拍桌训贾：“我知你办不了此事！唤贞吉来！”警务处长杨贞吉至，阎仅批一条交杨，上书：“熬刑。”意即以刑迫死。

　　次日，杨贞吉率审讯组长严森等人搜查了我在 “梁园春饭店”之住所，复至中涧河村，借农民张儒院为审讯之地，动以诸种非刑，七日七夜审讯不停，杨迫我交待与共方关系，未得任何口供。斯时，阎锡山被蒋召赴重庆，事情遂缓。一九四六年初，我被传押至西郊万柏林原日军窒素厂囚禁。一九四七年又转移至市内五福庵黄国梁宅地下室囚禁。黄宅当时扣押政治犯百人左右。其中多数为解放军释放回来的阎方军政人员。这批人员是经过“返干团”审查认为有“严重问题”，转至黄宅，由铁纪团监押，听候残杀。

　　我在黄宅监禁的半年中，独囚一室，隔窗外望，情况历历在目。记得当时隔数日，黄昏时候，卡车一辆或两辆、三辆，开至黄宅大门之外，这时地下室监房和院内监房，鸦雀无声。看押人员打开地下室门锁传呼：“张某！”“王某！”引出至一小室，由审讯人员宣布：“组织已决定命你自裁，有无话说！？”这时，往往不等对方答话，铁纪团人员便将其捆绑，强令吞服 “士的年”(毒药)，昏迷后即装入特制麻袋，有时一晚处死一、二十人。汽车装满麻袋，即拉至汾河边挖坑活埋。每处理一批“犯人”，铁纪团长张士瀛—一个吃得肥头大耳的矮胖特务头子，即与其部长、组长、铁纪团员瓜分死者遗物(钢笔、手表、钱财、衣服)，同时摆酒饭“压惊”。在黄宅的“犯人”，也有提出押赴“ 返干团”公开乱棍打死的。这里是阎统区暗天无日的阎王殿之一。

　　不久我又被转移至文殊寺二号(现东仓巷二号)监狱，仍被独囚一室。逐渐有友人前来探监，送食、送书；据说外界对我传闻甚多：一说我系共方情报人员打入阎的内部；二说，阎军晋东南失败，我向共方泄漏机密；据李寿林说，其间楚溪春由大同回太原时，曾同商得功、韩步洲、鲁应禄等军师长向阎提出将我保释的建议，阎批“政治问题”，不容他人插嘴。这时太原许多友人认为我已死去，惟不悉坟墓何处。有位挚友还为我写了“沿山遍寻李君墓，风雪蔓草无处觅。”的祭诗。文殊寺二号亦为政治犯监押之报所。我之隔壁为一百余人之囚室，其中便桶臭气熏天，闻之欲呕。“犯人”每天放风两至三次，时间极短。有的脚带重镣，叮叮当当，行动更是困难。政治犯当时所吃，磊多是坏米霉面，开饭时大桶抬来，饥饱不问。特别可恨的，监内安插“假犯人”不时外出密报他人言谈。当时文殊寺铁纪团不仅执行监狱任务，有时还派团员分赴外地杀人。

　　一九四七年冬某天，我在狱中听到看守人员私语：“昨晚某组织执行任务好，平遥、介休铁路线上杀了他们破坏路轨的三十多人，把头都挂在电线杆上了。”我被从黄宅转移至文殊寺二号前的一个晚上，据说特务们用湿麻纸蒙面憋死了某师少将参谋长姜某，罪名是“私通共方军调小组”。阎锡山殊毒杀人，花样繁多。特别在其统治崩溃前夕，在太原市和各区、县借“肃伪 ”、“三自传训”等名目，殊杀无辜群众、革命人民，更是难知其数，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一九四八年春，我事由秘密逐步公开，在太原各界友人和社会人士的关注、同情声中，又经徐崇寿等奔走努力，我被保释出狱了。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和徐说：“我那里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人，让李蓼源去我那里如何？”徐告我后，我清他转梁：我想钻书本，不想做事了。托徐婉言谢绝。一九四八年夏，赵宗复同志在他本人已深处危境的情况下，两次去我处看我，促我速走为好，并向北平友人为我写了介绍信件，将其仅有的一只手表交我，嘱其爱人赵熙赫“留作纪念”。十月，我借去山西大学为由，离开太原。离并之日，我同爱人赵霭萱乘航局汽车到白家庄飞机场。山西省政府警务处课长王学成(现在太原工作)突至飞机场为我送行，使我深为吃惊。王拉我至僻静处说：我以河南同乡关系为你送行。“您虽出狱，对您传说仍多，您去那边(指解放区)，我有朋友，可以协助。”当时我和他说：“没有其他想法，只是去北平看病。”这时，飞机已在发动，就要起飞。我打了招呼，匆匆梯进舱。当飞机冲入高空，俯瞰太原鬼窟，心犹忐忑不安。心想：“人乎！鬼乎！”在白色恐怖下的鬼蜮世界，人和人之间谁敢相托以心呢？

　　来源：山西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