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陆天明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应“重估”若干问题

　　编者按 本期我们刊发著名作家陆天明的专访。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从1995年以后极度苍白，小说、电影、戏曲、戏剧都失去了它们众多的拥趸，这是文学的自我否定。解决这一场危机的办法，唯有文学的二次回归和找回丢失多时的“士”的精神。陆天明提出，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曾经有过一次回归，这第一次回归是历史性的，关键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很多作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努力去找回自我，提倡个性化创作，有了这第一次回归，中国才重新有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第二次回归，指的则是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我”之后应该进一步向“大我”回归，让每一个作家的“自我”融合进时代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大我”中间去。而“士”的精神，则是指以天下为己任，为大道通行而牺牲自己的精神。陆天明觉得我们的作家应该有这样起码的精神。

　　不要拿数字来说 “繁荣”，当今文坛虽然很热闹，但缺少富有责任感的作家，在近一二十年里，中国没有产生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整个民族、代表整个时代声音的作品

　　大型系列策划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开始以来，王安忆、范小青等作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回应本报 “重估”若干问题。近日，著名作家陆天明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就中国当代文学状况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真挚、坦诚的发言。他直言，中国当代确实没有能代表民族声音的作家。现在，从某些层面上说，作家自动卸去了应该承担的社会使命，卸去了文学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必须展示的人文意识。从文学的应有之义中卸去了这些后，文学不再是真正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自1995年以后极度苍白，小说、电影、戏曲、戏剧都失去了它们众多的拥趸，这是文学的自我否定。他说，当下文学面临一场危机，解决这一场危机的办法，唯有文学的二次回归和找回丢失多时的“士”的精神，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为什么说当前文学面临一场危机？陆天明说：“我不想说严重的危机，其实我非常想这么说。虽然最严重的不在这几年。应该说近年来文学态势已经有所好转，但我还是认为这个危机并没有过去。为什么要这么说？先说数量。小说的出版量和发行量这些年可以说是惊人的。我们现在每年新出的长篇小说大约有千部以上。听一个朋友说，他们曾举办了一个活动——华人长篇小说评奖，结果短期之内收到的长篇小说稿就有120部，作者从16岁到80岁。从这个现象来看，文学似乎处于空前的繁荣中。有的部门也拿同样的一些数字来说明当前文学的‘繁荣’。现在经济领域里都讲效益，不能光看数字增长了，文学艺术更得讲效益。一年千部、万部，总得有人看、有人买才行啊，能得到广大读者和民众喜爱才是‘硬道理’啊。 ”

　　大家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了一个评价，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陆天明并不同意顾彬这种过于粗暴和偏激的评价。但是这位洋汉学家有一句话却是他很认可的，他认可顾彬说的这样一句话：“德国文学也罢，俄国文学也罢，欧美文学也罢，它们中间总有一批作家的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他们国家和民族的声音，当代中国有吗？”陆天明认为，这句话问得非常尖锐、非常刻薄，也非常到位。

　　陆天明说：“我们如果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抱着狭隘的民族自尊情感，不是抱着一种固有的文学观念来看我们这一二十年的文学现状的话，应该承认我们确实还没有产生这样的一批作家、一批作品，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声音。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韩寒、棉棉们，也不仅仅是郭敬明等人，当然也包括我这样的人在内。中国的当代文学经历了新时期，如果从1979年算起已经有30多年了。但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也就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产生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一批文学巨匠，一批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们能够代表中国面对世界，代表整个民族向世界发出声音，代表一种群体的生命诉求，告诉世人中国人想过一种怎样的日子，想追求一个怎样的世界，诉说中国和中国人的遭遇，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学中想探索什么。他们曾经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之自豪。他们作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灵魂的标志、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在去世后，他们有资格在他们的遗体上盖上一面写有‘民族魂’这三个大字的旗帜。试问，当代作家中有谁去世后，会有这个资格在自己身上盖上一面‘民族魂’的旗帜？没有吧？！因此，顾彬说这样的话是有道理的。当代的中国文学虽然不都是垃圾，但也的确存在一种危机。 ”

　　陆天明不仅说了顾彬，还说了洪峰，说了他对作家洪峰乞讨事件的看法，还说了对这一时期某些网民总是找机会“攻击”中国作协这件事的看法。他说：“洪峰是我非常尊重的作家，他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早期的发展曾起过很好的作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洪峰该不该去讨饭，只说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根据我的了解，大多数的媒体和舆论并不同情作家，不同情洪峰，都反对作协和其他机构给作家发工资。在网上，网民们更是骂得厉害。这让我受到很大的震撼，也让我很难过。作家头上的光环，他们圣洁的声誉何时开始消失和萎黄了？作家怎么了？中国文学怎么了？客观地说，造成这世态炎凉变异的，还不是因为在作家中出了太多素质较差的人，而是因为中国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了，中国的文学正在边缘化，因为它对当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不起作用了，或者说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了，所以人们的态度，包括对作家协会的态度才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有些瞧不上当代文学和这些作家了。 ”

　　关于作家的自身表现，陆天明说：“赵丽华事件”也能说明问题的一斑。这位女诗人曾经写过一些比较好的诗，但近几年倡导“白话诗”。她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从后半夜开始/风大了/拍着门窗/刚刚回升的气温又降了下来/昨天手机上有天气预报短信/说大风降温/我还不信。 ”据说这是诗坛流行的一种写法，追求诗写得和说大白话一样。当时还有一个所谓的诗人为了支持赵，搞了 “裸诵”事件。玩文学、游戏文学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怎么能够让老百姓愿意给作家发工资呢？举这些例子，当然并不是说它有普遍性，不是说我们每个作家都是这样的，但这些事确实是堂而皇之地发生在今天。我们有责任也有权抬起头来反问一句——我们当下的文学究竟怎么了？

　　陆天明认为，过去一篇短篇小说轰动全国的现象多次发生。鲁迅就是以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享誉全国的。王蒙震动中国的也就是一个小中篇《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新时期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奔走相告，作家们也激动不已。那个时代的文学和人民的生活、和时代是密切相关的，能让你激动得睡不着觉，能让你思索你的人生、你的文学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后来我们有了电视，这对文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吸引了许多原先关注文学的眼球。此外，市场经济也在冲击我们的文学。人们忙着赚钱，渐渐浮躁起来，难得静下心来读小说。但是这些都不是文学必然产生危机的理由。因为受电视、电影和市场经济冲击的不止是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学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那些欧美国家从来都是处于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但二三百年来，它们文学的辉煌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充分说明，市场经济的冲击并不一定预示着文学必然消亡、必然衰落、必然疲软、必然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