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刻不容缓。是否完成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可能对作家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事涉“生死存亡”的

　　陆天明说，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曾经有过一次回归。这第一次回归是历史性的、关键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它发生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很多作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努力去找回自我，提倡个性化创作。他把这次回归叫做“第一次回归”。陆天明认为，有了这第一次回归，中国才重新有了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没有第一次回归，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今天，也没有1985年前后产生的那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他说，从1985年到1995年，中国文学的确非常地繁荣了10年，但从1995年以后文学又发生了一个突变，一下子衰落下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衰变呢？ 1995年以后，我们的文学成天沉湎在、陶醉在、封闭在那个终于找到的自我中间，而那个自我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自我在某些人那里无非只是作家的一个“小我”而已。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当下，很多优秀的中青年作家都搁笔不写了，他们正处于黄金年龄段，为什么成批成批地不写作了呢？有的当然是因为“写而优则仕”去当官了，或者从商了。但更多的是因为远离现实生活，才思枯竭，写不出来了。即便仍在搞创作，也是苍白无力的，一味地玩弄形式。比如我们熟知的大导演近年来拍的商业大片，思想内容之贫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是一个信号，说明我刚才所说的跳水现象还在继续进行着。

　　关于作家、文学是不是一定要关注现实，陆天明说，这方面的理论有很多，他不想一一谈及了。但他谈了一个作家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职责，也是他社会良知直接的外化，是中国千百年来“士”的传统的继承。文学必须要和国家、和现实、和民族、和人民结合起来，没有对这些的关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文学也是肯定搞不下去的。我们对海明威小说的迷恋，对他的小说《老人与海》的迷恋，我们迷恋的不仅仅是他简洁的句法，更迷恋他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人在困境中勇于搏斗的精神，它其实要反映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小说让人震撼的应该是这些。画家陈衡恪认为绘画中应体现士气——指的是画中显露出来的精气神，有几个主要的要素，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第三是才情，第四是思想。人品是什么？主要的当然是指艺术家的社会担当精神、历史使命感和道德取向。有个别的年轻作家认为，他的书有销量，他就是好作家了，甚至就是优秀作家了。这是被市场走向迷惑了艺术良知的一个典型的糊涂说法。北京车市夏利车卖得最好，我们能说夏利车是所有车中最出色的车吗？即便不当赛车手，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也是非常简单明白的。艺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要重视发行量和票房，但这绝不是衡量作品和作家优劣高下唯一的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标准。

　　陆天明认为，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正视文学持续下滑的现实？他说，要挽救文学，重振文学，根本的一条，要靠作家自己，关键在于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作家和拿出怎样的作品。我们要做有充沛生命力的作家，我们要写有强大生命体征的作品，这才是让文学重新走向辉煌的根本之路。“为此，近年来，一有机会我就在提倡文学的第二次回归，这个事情刻不容缓。是否完成文学的第二次回归，可能对作家个人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来说是必须的，甚至可以说是事涉中国当代文学‘生死存亡’的。 ”

　　陆天明说的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指的就是，作家在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小我”之后应该进一步向“大我”回归，让每一个作家的“自我”融合进时代的、人民的、大众的、民族的“大我”中间去。他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在这30年里中国并没有出现一部很像样的作品去表现这场改变，这个问题可以不提给任何人，但是必须摆在中国作家面前。中国的作家都去干什么了？当然我们仍然在写，仍然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地写，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仍然有人夸，有人评，有人奖励，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很满意。但很多作家的‘我’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时代的命运不贴不靠。如果整个作家群都是游离在时代之外，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学必定要疲软、必定要苍白、必定要走下坡路，这是铁的事实。所以我觉得这第二次回归是决定性的。今天，作为老作家，我不谈技巧，不谈文学理论，但我深刻感觉到处于这个命运变幻的关键历史时刻，中国作家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写什么样的作品？这是必须要放到首位来考虑的问题。当然作家仍然可以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也只有去写自己所熟知的东西，才能写好。多样化的原则仍然是不可违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