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丨“诗家”卞之琳:东方意象,西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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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诗家”卞之琳:东方意象,西方影响

2022年08月06日 19:16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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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8月6日电 题:“诗家”卞之琳:东方意象,西方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天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子们对老专家学者称“先生”,对党政干部称“同志”,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称呼他“老卞”。

  1929年暑假,19岁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刚考进清华大学西语系的钱钟书。两人年龄相差不到20天,日后都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子,只是80年代之后,钱钟书声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却似乎未再回到聚光灯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进入了新世纪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种魔法永远定格在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断章》之中。

  他的老友、诗人冯至曾说:“生物学上有一种孑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孑遗生物。”或许因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赏这个说法。他还曾多次提到,年轻时去看北平昆曲艺人演出,观者寥寥,幕布上绣着两句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每次说起,都有无限的感慨。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分别是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

  卞之琳后来对友人说,自己称不上是major poet(大诗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诗人)。

  他的《十年诗草》再版了。他戏仿《文心雕龙》,为诗集起名《雕虫纪历》,称自己的诗歌“只在历史博物馆或资料库的一个小角落暂时可能占一个位置而已”。

  《现代派诗选》将他的诗列在了篇首,《现代朦胧诗选》则将他的作品归类为现代朦胧诗。

  在这之前,一批境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卞之琳。

  香港学者张曼仪是其中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鱼目集》,后来她和朋友合编《现代中国诗选》,想找寻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却着实不易。《数行集》是从洛杉矶加州大学复制的,《十年诗草》则是从哈佛大学拿到的胶卷。

  荷兰汉学者汉乐逸也关注到了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的诗歌有东方意象,又明显受西方现代诗影响,有明有暗,有阴有阳,耐人寻味。但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关于他的诗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对他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他选择了卞之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1979年,汉乐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续之后见到了卞之琳。他告诉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悲剧。

  汉乐逸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卞之琳谈了自己的翻译、格律主张,也回答了不少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

  后来卞之琳在一位企业家资助下,去荷兰参加了汉乐逸的博士论文答辩。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后,论文修订稿被引入中国,题为《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

1981年11月,卞之琳赴荷兰参加汉乐逸博士论文答辩。图为卞之琳在当地餐厅出席庆祝晚宴。<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发 Loe van Rees 摄
1981年11月,卞之琳赴荷兰参加汉乐逸博士论文答辩。图为卞之琳在当地餐厅出席庆祝晚宴。中新社发 Loe van Rees 摄

  “文革”结束后,卞之琳开始突击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他1954年译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译制厂的《王子复仇记》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整理的配音。有别于朱生豪等人的散文体译本,他应用了自己对新诗的格律主张,用诗体来译注。但后来运动越来越多,他只能搁笔了。到1984年,他总算译出了《奥赛罗》《里亚王》(即《李尔王》)和《麦克白斯》。

  出版的时候,他颇为清醒地说,自己已有20多年没有接触国际莎学,原先知道的一丁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对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艺理论也不愿意苟同,因此跨度30年的《译者引言》就算为历史留痕。

  他没有再译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同为莎学研究专家的王佐良评价,在莎士比亚的诗体翻译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搁笔20多年后,卞之琳也尝试提笔写诗。卞之琳抛开民歌体的束缚,追求用典,尤其讲求格律。诗人北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诗歌在押韵、节奏方面十分严谨,几乎无懈可击。张曼仪也认为,诗歌有西方现代诗的味道,叫人想起奥顿和艾略特的笔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许因为感情经过了多年压抑,这些诗歌无法与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师范大学四年级学生江弱水偶然接触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种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级感。他正学写诗,于是试着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卞之琳求教。三周后,卞之琳给他回信,寄来了《雕虫纪历》,并用铅笔给他的每一首诗都做了批注。

  从此,江弱水与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通信。现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中国新诗100年来,前50年写得最好的诗人是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后期的诗风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真心将自己融入“大我”之中,拥抱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

  他说,卞之琳深受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影响,纪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经化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译过纪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纪德,曾在一篇译者序中如此形容:纪德的风格向来是极富于《圣经》体的两重美处——灵性的热烈与感官的富丽,像雪白的火焰与金黄的水波。

  纪德50岁之后被认为思想两度“转向”,先转向“左倾”,去访问苏联后又转了回来。但纪德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改变过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着。

  他曾说:“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进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种总想调谐的要求曾经折磨着自己。

  卞之琳很赞同纪德的观点。他说:“顺着一条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条曲线上,我们能说到哪一点算是‘转向’呢?也许他只是走快了一点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说起“螺旋式上升”这个概念。

  “不这样,会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说,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赵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后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他常去卞家,有时并不事先相约,但无论什么时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是江苏海门人,少小离家,却保留了家乡口音,旁人与他说话总像是隔了一层,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错。但赵毅衡觉得,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真正达到世界文学水准的只有卞之琳的诗和张爱玲的小说。

  周良沛那时在编《中国新诗库》,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楼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顶层,别人家在搞装修,卞家墙面上的石灰却在脱落。

  周良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独自在家。大书架把外面的光线挡了,白天也要开灯,他就在那里伏案写作。门外街巷里热热闹闹,门内却像是古代寒窗苦读的人,是旧版线装书里的故事。

  写诗不成了,译注工作也收了摊,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过往的著作。

  访美回来写的诗歌发表没几天,他已经开始修改其中的字词。自选自编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他仍在琢磨哪里能删一两个字、哪里添上一两个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张。他曾给周良沛写信,恳求其饶了他,别把他的某个作品收入选集。

  他对于诗歌的解释也有固执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说起《断章》让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态皆为风景,卞之琳纠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种相对、平衡的观念,绝不可做别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写出来,对诗歌的再创造就交给读者了,岂是作者能统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产生不被理解的难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这份完美太遥远,追求的人注定是寂寞的。

  社科院外文所后辈去看望卞之琳,回来说起一个发现:卞之琳喜欢吃炸马铃薯片,听它咬碎时发出的响声。

  能懂他的人日渐凋零。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广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汉园集》,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坛引起轰动,“汉园三诗人”的名号因此得来。他们无所不谈,尤其爱聊散文。

  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裘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卞之琳曾不无感慨地对他说,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广田成为大学校长,自己则是以翻译为主,诗歌创作这条路实在是很难走下去的。

  卞之琳喜欢给老友冯至打电话,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灵,冯至说话声音必须很大,挂了电话往往疲惫又感伤。

  冯至曾告诉别人,卞之琳耳朵听不清,总是自说自话,也许他太寂寞了,但不这样,会更寂寞。

  卞之琳80岁那年,他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编辑策划了《卞之琳与诗艺术》一书,为他贺寿。冯至为他的生日赋诗一首:不管命运怎样戏弄你的盆舟,你的诗是逆水迎风的樯橹……不必独上高楼翻阅现代文学史,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

  十年后,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再次发起卞之琳学术讨论会,为恩师贺寿。

  袁可嘉从美国抱病前来,下飞机后却听说,卞之琳在当天上午去世了。这天正是他农历90岁生日。

  原定的会议如期召开,只是贺寿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爱白玫瑰,袁可嘉将两朵白玫瑰轻轻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许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历史的深山古刹隐居的人,离开也是一种平静。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书房的样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风沙,卞之琳安静地坐着,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完)

【编辑:苏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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