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首尔3月1日电 题：韩国人为何能与“许三观”共情？

　　——专访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韩国西江大学教授李旭渊

　　作者 刘旭 金琳

　　近年来，中国许多当代文学作品被译介到韩国，从《许三观卖血记》《活着》《文城》，到《三体》以及“出海”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都常年在韩国书店畅销。这些作品为何能吸引韩国读者？文学作品对中韩人文交流产生哪些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对韩国社会有何启发和影响？近日，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李旭渊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也译介了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您为何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道路？

　　李旭渊：我上大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彼时韩国和中国还没有建交，韩国国内实行严格的军人独裁统治，政策非常强硬，我无法学习关于现代中国的内容，包括现代中国文学。因此，大学时我主要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但我一直对中国现代史非常感兴趣。

　　大学三年级时，我接触到了鲁迅。他的作品批判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我认为其中的思想内容对韩国社会有启发作用。因此，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鲁迅的作品。

　　攻读硕士学位时，我翻译并出版了毛泽东的相关文章，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翻译了鲁迅的相关杂文，并在韩国出版了一本鲁迅杂文选集。这本书在1992年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当时在韩国上大学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文章非常感兴趣。

　　随后，我在1992年，也就是韩国和中国建交的那一年，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尽管我只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但这段经历对我的未来学术道路非常有帮助。通过亲眼见证中国的现实，我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

　　总体而言，我之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是从韩国的角度出发的，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学对韩国社会非常有借鉴意义。

　　中新社记者：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较受韩国读者欢迎？为何会引起韩国读者的共鸣？

　　李旭渊：余华是韩国人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尤其是《许三观卖血记》在韩国销量非常高，并且被拍成了电影。我上课的时候给韩国年轻人介绍余华的小说，他们都很喜欢。余华老师去年也来延世大学作讲座，大讲堂座无虚席。包括我在内，50岁以上的韩国人特别喜欢余华的小说，因为我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很了解余华小说里人的思想和感情。

　　我认为韩国人喜爱余华老师的小说是因为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活着》)或者许三观(《许三观卖血记》)与韩国人非常相似，但又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

　　余华小说里的许多人都是平平凡凡的中国老百姓，学历不高，很多是农民或者小人物，但是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对“活着”的哲学是非常有智慧的。

　　现在韩国自杀率非常高，如果人们学好余华小说里的人物对人生的态度，我觉得韩国人想法可以改变。其实人活着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许多绝望，但是小说里的许三观、福贵没有失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余华的小说对韩国读者很有启发性。

　　许三观的形象也与韩国人心目中传统的韩国父亲的形象非常像，即为了家庭、为了家人牺牲一切，甚至卖血。因此韩国人会觉得许三观“很熟悉”。

　　韩国人在余华的小说中，既能发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态度，又能找到韩国人对人生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在西方的小说中是没有或者很难发现的。余华小说里的人生哲学是曾经出现在韩国人生活当中，但现在韩国人已经失去的东西，因为现在的韩国人已经相当西化，所以韩国人特别喜欢余华的小说。

　　中新社记者：除了余华之外，还有哪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较受韩国读者欢迎？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选择有哪些新趋势？

　　李旭渊：韩国人还非常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甚至成为中学生必读的经典作品之一。《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在年轻人之中非常流行。如果在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上检索，还能看到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精神胜利法”的事例。

　　此外，余华和莫言两位作家在韩国都非常有名，他们各有各的特色。遗憾的是，莫言先生的作品目前的韩文译本翻译得不太理想，现在在韩国的作品销量不高。

　　谈到阅读趋势，年纪大的人比较喜欢“传统”的小说，对《三国演义》和金庸的小说，一直保持很强烈的关注。年轻人则喜欢中国年轻作家的类型文学，例如科幻文学、武侠小说等。

　　我也读了刘慈欣和郝景芳的小说，写得非常好。像刘慈欣有《三体》这样的现象级代表作，在韩国也拥有读者粉丝群。中国(科幻)作家已经获得了雨果奖，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科幻小说很有前途，希望能多多在韩国被介绍。

　　与此同时，现在中国的很多网络小说在韩国被翻译成韩语，这类通俗文学在韩国网络上非常流行。它们在传播上有自己的优势，很多韩国读者在阅读时会被介绍说这是中国的作品，增强了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兴趣。虽然我本人没有翻译这些作品的计划，但是我十分鼓励我的学生们把中国最新的文学作品译介到韩国来，促进年轻一代在文学方面的交流。

　　中新社记者：中国文学作品对韩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旭渊：一是对韩国文学界写小说技法的影响。韩国写小说的方法已经相当西方化了。而中国文学家常常用“传统”的方法来写小说，例如余华的《活着》是以口述的方式来写小说，叙述比较多，描写比较少，这种写作方式给韩国小说家带来一定影响。

　　二是来自传统文学的影响。过去，韩国有两次中国化、大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第一次是新罗时代，第二次是朝鲜开国时期。韩国是儒家文化圈国家，受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影响非常大，韩国的传统文学也是如此。

　　但是韩国近代以后开始走向西化，走日本化、美国化的道路，慢慢失去了以前这些传统。我觉得现在东亚文明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此时我们需要批判性地重新考虑传统的意义，考虑传统里可以帮助解决文明危机的元素，这也是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赋予我们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学交流对发展两国关系的作用？在促进中韩文学交流方面，两国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李旭渊：我认为了解一个国家或那里的人们，最关键的是要了解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看文学作品、电影、连续剧，是理解一个国家很好的方法。

　　韩国和中国是邻国，要想增进两国年轻人的互相了解，就应该读文学、看电影，让年轻人在网络上、在手机上接触两个国家的文化作品。所以韩国和中国交流时，加强电影、文学作品等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最希望的是两国政府努力开放两个国家的作品，介绍给两个国家的年轻人。

　　目前我在写一本书，是关于从中国小说来看中国人、中国现实。我选取能够代表中国不同城市的文学作品，例如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来介绍上海、通过贾平凹的作品介绍陕西，还有最有名的关于北京的小说《骆驼祥子》。例如，从《骆驼祥子》中，我一方面介绍城市，同时也探讨祥子为何会失败，如何理解祥子的失败，探讨他的失败能给现在的韩国年轻人说些什么。我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让韩国人从更多维度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与情感。

　　受访者简介：

　　李旭渊，1963年生于韩国，1995年取得高丽大学文学博士，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现任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系教授，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著有《支撑时代的力量，鲁迅人文学》《阅读鲁迅的夜晚——阅读我的时间》《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文化》《郭沫若和近代中国》《中国向我搭话》《中国如此亲近》等，并译介鲁迅、余华、莫言等作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