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 方——

　　想写好作文，学鲁迅是最好的办法

　　金庸、茅于轼、梁实秋作品的入选，使得新时期的语文教材愈发多元化，这是教材改革未来的方向吗？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其所著的《正说鲁迅》中曾谈道，现在每一套教材都在挖空心思变换篇目，不断寻找新的篇目，认为新的篇目可以挽救语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他看来，鲁迅的文章从来都不会跑题，所有的内容都是围绕主题服务，随便翻开鲁迅的杂文集，每篇文章都非常切题，古今中外正反左右，没有他做不了的题目。想写好作文，学鲁迅是最好的办法。

　　鲁迅精神不该被遗忘

　　邱焕星(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主攻方向鲁迅研究。大学毕业后曾在青岛中学教语文)：中学课本原来编选的鲁迅文章不能适应已经变换的时代，所以删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几个问题。首先，鲁迅的时代并未过去，他所批判反思的现象仍然存在，只是今天的主流思想有意识淡化了这一点。其次，讲解鲁迅文章的人对鲁迅的理解多有问题，对学生产生了误导。第三，编选的文章值得商榷，应该选择一些贴近当下时代和中学生思想实际的文章。总之，鲁迅是不该被遗忘和被歪曲的，用郁达夫《怀鲁迅》的话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记者手记

　　抛开中学生这个特定读者群，就广大社会读者而言，真正待见鲁迅的人也不多。他的思想里有很深的自省意识。他批判国民性，目标是谁？所有人！没有一个落网。鲁迅的文章很难给人以感性的愉悦。有多少人具备了被“唤醒”的质素？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被“唤醒”？

　　从另一个角度看，淡化鲁迅的影响，也有一个可理解的地方在于：曾几何时，鲁迅被涂抹得不像个人，这扭曲的生前身后名，有着太多人为因素。并且，鲁迅距离我们的时代并不遥远，这段距离，还不足以让我们看清这位作家最公正客观的历史价值，不足以让我们真正清醒理智地剥离这其中每一点神化或妖魔化的包裹。

　　这是一个在特殊时代里孕育出的太过特立独行的人。基于作家自身的诸人诸事、是非纠葛，再客观，眼下也只能说到某一步。也许，我们有必要站远一点。在比今天更为纵深宽阔的时空维度中，回首凝望来路，我们的目光，也许，能够穿越历史的盲区，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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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等人作品被选入最新高校教材

　　与部分鲁迅文章告别中学教材相对应的，是张艺谋等人作品入选了最新高校教材《中国当代文学60年》。教材在介绍“张艺谋和第五代电影创作”时，作了如下解析评定：

　　张艺谋拍摄的电影《红高粱》放弃中国电影一贯的含蓄美，将恣肆的酒神精神和狂放不羁的野性透过随风舞动的红高粱、粗犷豪放的歌声传达出来，表现了创作者对人的生命冲动的刻意张扬。影片的整体特色在于既重视叙事，又讲究画面造型，既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曲折故事，塑造了一群鲜活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又在画面中融入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并且使二者充分结合。影片还大量采用仪式化的场面表达主题，颠轿、野合、祭酒等段落都成为“第五代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这些场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验证了电影形式的魅力和意象的魅力。《红高粱》之后，张艺谋又以《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两部影片营造“铁屋子”的寓言模式，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92年，他陡然转身，拍出了《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一改张艺谋对历史题材的偏爱，选择了现实题材，并且放弃传奇的叙事手法，以纪实的手法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平实的、发生在当代农村的故事，而影片的主题更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讨一个说法”其实是为了维护普通人的尊严，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社会改革使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社会大众的必然要求。(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