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教材市场令人眼花缭乱。本报记者 张国摄

　　攒本教材评职称——抄论文算抄，抄教材就不算抄？

　　就像“攒钱”一样，河北省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杨威(应受访者要求，此处用化名——记者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称为“攒书”。他参与编写的第二本教材正在筹备之中。

　　这种写作带来了一个矛盾：他痛恨剪切复制出来的教材，可他又是“山寨”教材的一位生产者。

　　他参与编写的教材处女作仍在使用，虽然他“直到现在都不认为是本好书”。“我们这书，错挺多的，标题上就有错误，里面没有什么内容。”

　　当时，几位合著者自掏腰包，交给出版社一万多元，买了一个书号。书号有底价，超了字数就要加钱，“不能写太多”。

　　教材印行了1000册，出版社一本没留，全给了作者，让他们自产自销。“听说有的老师先把教材发给学生，再收钱，这样书就不能退了。我们没做这么狠。”

　　不够狠的结果是，杨威“赔大发了”，只卖出100多本，又送人几十本。

　　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下一本教材的编写，这本依旧“比较敷衍”。“把以前的书贴过来就是了。教材东拼西凑的特别多，‘编’不是‘著’，所以就可以抄。”

　　这正反映了教育界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人们忙着谴责学术造假、学术剽窃、学术腐败，对于教材制造过程中的不端行为，却有极高的容忍度。

　　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迟宝东博士说，实际上，与学术作品相比，教材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拿教材质量开玩笑，就是误人子弟，拿国家的未来开玩笑。“一部好教材是很难编的，既要反映学术成果，又要适合教学活动，要为教学活动做种种的设计。”他说。

　　迟宝东认为，教材抄袭很难界定，“把章节次序倒一倒，就成了新书”，而且很少有人去认真比对，抄袭的发现和取证都非常困难。

　　高教社也有维权部门，但它的主要职责是打击“盗版”，连“打盗版都忙不过来”，因此对于“盗窃”，更加缺乏威慑力。

　　杨威说：“我们一般是教授牵头，底下人干活。有时候，老师弄来编教材的项目，实际上让学生来写。没有办法，教授的精力是很有限的，不可能全身心投入。”

　　而职称比较低的老师，“书号也买不起，1万多算便宜的，3万也很正常”。

　　这位青年教师只能通过参与编写，来为自己“攒教材”，哪怕赔钱也干。在普通高校，教师名下的教材，也是评职称的砝码。

　　国家级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教授顾沛说，有人把这类教材叫做“职称教材”。不同层次的学校，对教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些普通大学看得很重，南开这样的名校，教材在职称评审中几乎没有分量。但名校的课程考核评比中，自编教材也很重要，于是，“职称教材”走了，“评奖教材”来了。

　　因此，在任何层次的学校，教师都有自编教材的需求，甚至故意拒绝现成的优秀教材，理由可以是冠冕堂皇的，为了“教材更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