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版换市场——包销1000册，这书你就是“主编”了

　　有的时候，教材作者连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需要，纯粹是赤裸裸的牟利。

　　天津一地方高校毕业生向本报记者反映，自己学《微观经济学》时，学院为大家指定购买了高教出版社的教材，任课教师又当堂推销自己的版本，并对购书同学逐一登记。担心不买就“挂科”的学生，不得不同时买了两本教材。

　　一家省级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告诉记者，有一名师范大学教师上门洽谈，想把讲义变成公开发售的教材，自费出书，自己包销。这名教师的底气是，每届学生有500人修这门课，每年就有500本的“消化量”。

　　这位编辑说，很多图书都是如此诞生的。由于出版社力量有限，只能检查编辑、校对方面的错误，没人审读专业性强的作品，“一般钱给到位了就都给出了，确实不知道写的到底咋样”。

　　“我比较担忧的就是，现在学校选用教材越来越进入无序的状态”，高等教育出版社文科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迟宝东博士说。

　　他认为亟待建立教材使用的准入制度。“选用教材要有一个尺度，不能说随便拿来一本就能当教材，有的印个讲义也能当教材，符不符合出版物标准都很难说。”

　　他说，基础课、公共课教材，由于数量巨大，“钱”景尤被看好。一些老师宁可舍弃国家级的优秀教材，也要自己攒一本，卖给本校学生。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在一次与学生网上交流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学生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本校编撰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等教材，质量不是很高，建议引进外校高质量的教材。

　　李培根校长承诺：“教材使用应该以开放的态度，谁的教材好就用谁的。”

　　某位拒绝透露个人信息的出版界人士告诉记者，教材流入高校的渠道过去由学校教材科一手掌握，教材科以较低折扣从出版社进书，全价转卖给学生，获利颇丰。五六年前，国家整顿教材科，很多人因此落马，选教材的权力落到了教研室和任课老师手里。

　　紧接着，一些“市场手段用得很充分”的出版社，开始拉拢任课老师，请教师自己编书，再卖给自己学生，许以高额版税或稿酬。这叫“以出版换市场”。有的出版社还以“研讨”活动的名义，邀请各校任课教师和教研室主任白吃、白喝、白玩，甚至出国旅游。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师的学术著作因“市场”狭小，而遭到冷遇，多要付费出版。

　　但如果教师掌握着一门热门公共课，情况又另当别论。出版社情愿“一赠三”，出版“大课”教材的同时，也可为相应教师出两三本“小课”(受众较少的专业课)教材。

　　一家素有声誉的外语类教材出版社社长，曾在不公开的场合说过：以前是“内容为王”，现在是“现金为王”。

　　江西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因为招生量大，一门公共必修课教材的出版成了“香饽饽”。任课教师先与一家知名出版社洽谈，希望拿到一个很高的版税，谈判破裂后，另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亲自带队，以更高的版税“拿下”。

　　这笔生意的“成果”是，出版社获得了一年上万册的销量，任课老师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学生拿到了一本定价高、质量低的教材。

　　更有甚者，有出版社先找人编完一本公共课教材，再分别与各高校任课教师接触，为了打进甲校市场，请甲校教师挂名“主编”，还白给报酬；在乙校，同一本教材的“主编”就换成了乙校的教师。

　　西部一家出版社，曾以某学会的名义向很多高校学生处发了一纸通知，称将组织编写一本就业指导类的教材，开出条件：你能使用500册，就可给你一个副主编名额；包销1000册，你就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