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补习教育可能会扩大社会阶层间已经存在的差异

　　由于“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今后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家长往往热衷于为孩子寻找各种各样的课后补习，来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提高孩子的能力，以便在以后的竞争中保持优势。补习教育需要支付额外的、甚至是高额的费用，只有在经济上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能够支付补习教育的费用。因此，家庭经济情况的差异决定了补习教育可能使较多的优质教育资源给了富裕的家庭，这正是很多地方政府和公众对补习教育持反对意见的根本原因。

　　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对特长类补习教育持有特定的强烈偏好，而他们的这种偏好往往会潜移默化影响着社会选拔人才的方向。当社会更多地将综合性能力和素质作为选拔标准时，家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越能够适应这种选拔模式。

　　3、补习教育对学生校外生活方式影响明显

　　补习教育会增加学生的负担，对他们校外生活影响很大。有些学生甚至害怕放学的“铃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走出校园后还得赶往补习班继续学习。有的甚至不用走出校园，因为补习班还在原来的教室。对他们来说，双休日可望而不可及，甚至过得比在学校还累。每天高强度的学习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劳感，不仅会扼杀学生的创造能力，还会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

　　过多的补习时间还使学生和家长、同伴之间的交往日益减少。学生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去学校上课，放学后还得去补习班，下课后回到家已经很晚了，还得做作业，跟家长交流的时间都很少，更不用说参与同伴的活动了。但不可否认，这从另一方面避免了学生放学后过多地在大街上闲逛、结识不良朋友、染上不良习惯，所以对很多家长来说，补习班是一种相对健康的环境，孩子在这里还可以结识更多优秀的同学。

　　4、补习教育不一定提高整体教育水平，但对个体具有功利性效果

　　尽管各科辅导占用了学生及其家长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很多家长和学生依然“乐此不疲”。有人抱怨补习教育只是通过反复练习提高了成绩，但损害了学生的创造性。然而，无论对整体教育效果的影响如何，课后补习教育对个体的影响效果是显著的，否则，家长也不会为此付费。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提高了成绩，都意味着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和更好的工作机会。5、补习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经济效应

　　补习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庞大产业，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雇佣了大量在校大学生作为兼职教师。如果取消了校外教育补习，将会改变许多在校大学生的生活模式。按照2007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数量测算，每年全国家庭补习教育总规模在1666亿元，等同于我国科研经费总额，是全国教育经费总额的1/3。如果按年薪三万算，则可提供555万个就业岗位。同样，据《国际商报》测算，中国教育市场总市值达1430亿美元，相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补习培训。

　　中国各类教育补习和培训市场的潜力也越来越受到风险投资者的青睐。权威投资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2008年全年发生在教育培训业的投资事件24起，涉及投资金额3.26亿美元，比2007年增幅117%。其中，2008年下半年投资额1.84亿美元,相比上半年增幅达29.6%。无论从数量还是投资规模上看，在整个2008年中，教育培训业可以算得上是金融风暴之下保持逆势高速增长的少有行业之一。

　　同时，补习教育往往还具有一个“照看儿童”的功能，可以让父母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工作，而且为了弥补补习教育的支出，父母也得努力工作以增加收入。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还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时候，补习教育能够起到保证家长正常工作的功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也具有潜在贡献。

　　四、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调查数据和国际社会的案例，都说明在体制设计上逐渐接受补习教育体系的必要性，有关部门与社会公众应当对这个“影子”教育与正规教育的固有伴生关系有充分估计，有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义务教育政策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机制，设置缓冲地带，化解和缓和这种矛盾。目前，为了完善正规教育和“影子”教育之间的运行机制，迫切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国家社会发展关键指标体系，将家庭主要的教育支出栏目列入社会发展监测指标，系统化地了解家庭的教育行为。目前，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关键指标体系，如美国的国家关键指标体系，监测38个和民生有关的指标，以便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领域。澳大利亚开发经济、社会和环境关键指标，将主观调查指标和客观指标集结成为结构化的指标群，并在此基础上发布年度报告，对于政策制定、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培育社会理性都有重要影响。我国也有各行业的监测指标体系，但并不包括对民众行为的调查与分析。这对于决策来说，就缺少了来自民众偏好的信息。

　　2.在正规教育和补习教育体系之间划定清晰边界，严格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在美国，除了由政府直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外，至少还有以下六种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针对跨学区学生的政府出售和政府间协议方式、特许经营、政府补助、私立教育、志愿服务(主要指教会提供的教育)、自我服务(家庭教育)等。在制度框架内留下选择空间是公共服务的根本原则，即使是政府做好事，也不可能用一种菜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好多样性供给的问题，很可能出现“好心做坏事”的现象。但是，多样化供给必须给出各种方式之间的界限，正所谓“各走各的道”，在教育实践中，公众对中小学的假期补习的确存在客观要求，但应交给市场去满足，政府要做的就是监测和管制补习教育市场，引导民众教育需要。如果政府公办中小学从事补习教育，不仅会带来一些现实问题，更重要是混淆了“真身”和“影子”之间的界限，不利于规范办学行为。

　　3.积极探讨家长参与、社区实施的课后看管服务。中小学的看管功能是家长的客观要求，在禁止中小学办补习班的过程中，课后看管也随之被禁止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对家庭提供看管服务，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小学校舍内，组织家长或由社区进行看管服务，是在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的同时，开展对家庭服务和加强学生课后交往的有效替代方式。

　　4.开展对补习教育效果的专项调查，帮助家长认识补习教育的局限性，引导家长理性消费。补习教育是家庭的选择行为，有关部门在这个领域中以颁布禁令的方式制止某些非理性消费，是不合适的，可能会因为实施成本较大，而影响政策或者禁令的严肃性。韩国就曾经颁布禁令，禁止所有的补习教育(1980年)，但结果是韩国家长在“补习教育”的花费是政府教育投资总额的1.5倍。这一鲜明反差告诉我们，一味禁止课外补习绝不是明智选择。通过提供数据和介绍情况，帮助家长认识补习教育的局限性，搭建政府与公众间交流的信息平台。

　　5.为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政府补偿教育服务。市场化补习教育体系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扩大阶层差距，为了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发展、减少贫困需要不断推进。然而，从短期看，一些志愿性组织为农村和城市贫困家庭提供的艺术教育项目、学困生帮扶项目，能够起到很好的社会示范作用，也有助于引导市场化的补习机构履行一些帮扶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

　　6.从长远看，政府管理部门还需要将素质选拔性考试制度改变为“素质＋社会责任”式的选拔制度，将家庭的自利性竞争行为转化为对社会有利的公共行为。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努力与家庭的竞争性教育投资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脱颖而出，这是人之常情，试图改变家长的行为动机是不现实的，因此，制度设计要从“堵”转化为“疏”。在各种升学考试中，将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作为考核内容，引导家长和学生将陷入“囚徒困境”的补习教育热情，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动机，这既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基本作法，也是新加坡解决择校问题的关键制度设计。

　　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国已实现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伟大目标。这不仅展现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壮举，更为全世界提供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投入义务教育的“中国模式”，也成为国际组织推行全民教育战略(EFA)的模范国家。然而，如果认为向每个适龄儿童提供了基准化的教育机会就算完成了体制建设的任务，那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择校”、“补习教育”、“流动儿童教育”问题都在考验着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的适应性，需要我国教育体制不断进行“加工”以提高“系统性能”。

　　(执笔人：曾晓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