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当事人当时事："土地第一拍"推动宪法修改(2)

　　-俩拍卖官提供“双语”服务

　　廖永鉴：为成功举行内地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深圳市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

　　香港拍地一般都会设置两名拍卖官，一位说“白话”，另一位说英语，以方便全体竞买人。“土地第一拍”留下的历史照片中，有一张就是两位拍卖官一齐主持公开竞投的场景。深圳效仿香港的做法，也安排了两位拍卖官，当时叫主持人。其中一位是时任深圳市国土局副局长的刘佳胜，另一个就是我。由于参加竞投的企业既有内地企业，也有香港在深设立的外资企业，两位拍卖官针对性地提供“双语”服务，刘佳胜讲普通话，我负责说“白话”。

　　连拍卖用槌也进行了精心准备。“土地拍卖击槌器”是这次拍卖活动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道具”。它是枣红色，做工相当精致，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 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1987年12月1日”。香港测量师学会时任会长刘绍钧先生说：“这是专门从英国定做的，我们镶上这块铜牌，以记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44家企业“激战”17分钟

　　骆锦星：首次拍地，组织者担心社会不接受，会冷场。一方面，在市委大楼贴出公告，通告拍卖时间、地点，希望各部门派人参加，烘托气氛。另一方面，邀请企业踊跃报名竞投。刘佳胜还找到我，动员我参与、支持这次拍卖。我随后召开公司班子会议，大家意见一致：以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的实力与地位，完全应该、也有能力拿下这块地。随即公司成立了专项小组，经现场实地考察，判断这块地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同时，组织人员按标书要求制作图纸作会计预算，经初步预算，合理价位为530万元。

　　1987年12月1日下午四点半，中国内地首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会如期举行。场面出人意料的热烈。会场人山人海，44家在深圳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参与角逐。最后进场的竞拍人是曾以协议方式取得首块有偿用地的中航工贸中心，领到的应价牌编号为44。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还有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到场观看。

　　我代表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领到的竞拍牌号为11。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11与“要要”谐音，恰好体现了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志在必得的意愿。

　　拍卖底价定在200万元。报价开始了，每次以至少加5万元的速度“呼呼”上蹿。“205万！”“210！”……有人迫不及待地一步跳到“250万元”。仍有几十块应价牌齐刷刷地举起来。地价很快上升到390万元。竞争者明白这个价已比一周前公开招标成交的地价每平方米高出了86元。

　　“400万！”我这时才第一次喊价。“420万！”“485万元！”“490万！”“520万！”报价似乎停不下来。

　　拼意志、拼实力的时候到了。我喊出了“525万”的最新价。对手似乎被震慑住了，喧闹的现场突然沉寂下来。刘佳胜一槌击下，郑重地宣告：“这幅土地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

　　44家企业的“激战”持续了17分钟。我在现场与刘佳胜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书。

　　-开发利润达到15%

　　骆锦星：525万元的价格大大超出了政府预期价，远超一周前招标成交地块的地价。当时估算，合理价位应在300万-350万元之间。

　　记者们也担心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拿地后亏本。我觉得，尽管地价比较高，但还是有利可图。要精打细算，使土地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一年之后，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天价”拿下的地块上，东晓花园拔地而起。当时，深圳楼市行情很好，房价上涨，房源供不应求。拍卖会上，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曾向在场的记者承诺，该开发项目盈利不会超过15%。因此，开盘之日，公司恪守承诺，每平方米最多卖1600元，比市价低了300多元。房子一小时内全部卖光。

　　后记

　　推动国家修改宪法

　　1982年宪法第十条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我们尝试土地拍卖的时候，虽然出让的是土地使用权，但还是被一些人套上了“违反宪法”和“搞资本主义”两顶大帽子。

　　“土地第一拍”被誉为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第一次革命”。它和深圳此前举行的首次协议、招标方式有偿出让土地试点一起，直接推动了1988年宪法的修改，即加上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文。加在我们头上的大帽子终于摘除了。

　　“土地第一拍”不只“拍”出了由8栋7层建筑组成的东晓花园，而且强力开启了土地有偿使用、用市场手段配置土地资源的新时代；当初比较严重的“人情地”、“关系地”及土地大量闲置现象受到制度性抑制。大大提高了国内外投资房地产业人士的信心和勇气，加速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使房地产业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成为推动城市快速发展的支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