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发评论，分析中国房价上涨的三个原因：国际游资的进入，地方政府的“托市”，以及不良开发商的“怪异行为”。文章认为，应建立民生状况与官员任免直接关联的机制，打击开发商的违反法律、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不久前的调查结果表明，今年2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涨幅高达5.9%，特别是深圳、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涨幅接近10%。德国一家报纸最近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高于欧美很多同类城市，如果考虑到实际货币因素，可能高出几倍、几十倍。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科隆这些房价最高的城市，即使在绝对黄金地段，每平米2000欧元以上的房子也是极为罕见的。但在北京、上海等地有更贵的房子。

　　暴涨与国际因素有关

　　文章说，房价上涨要追溯到“温州炒房团”行为。“温州炒房团”一词在2004年在媒体上出现。自90年代后期，温州这个城市就逐步进入公众视野。温州人以商人的雄心和团结，在中国掀起一次又一次有争议的商业活动。从2001年开始，温州人浩浩荡荡进入杭州、上海等地，置下一栋栋商品房。一些来自内地的工人专职替温州人排队购房赚薪水，成为许多沿海城市人当年常见的情景。

　　虽然上海市很快地出台遏止楼市炒号炒楼的措施，但温州人的行为还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当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温州人的炒房的资金量还不足以影响整个中国的房市，但会触发后续资金，包括国际游资的进入，从而快速抬高房地产价格。看来，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以往商品房完全是个人消费品，今天已演变为一种投资，甚至投机品。

　　至迟在2006年初，中国的口岸检查部门发现了一个异常现象，实际货物进出口价格远小于最终的结算价格。这里面裹着大量非贸易目的资金进入中国。这些资金都流向何处呢？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认为，外资在内地房地产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15%。截至2006年11月，境外房地产基金对内地20个房地产项目投入了16亿1300万美元。而仲量联行的报告认为，200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额达到了90亿美元，增幅高达69%；其中，来自于海外全球基金的投资比例便高达60%，增幅约55%。 除此之外，大量的直接投资，包括香港的地产商资金，进入内地房地产。

　　地方政府的“托市”

　　2006年7月，中国出台了《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加以限制。商务部不久前也要求严格限制外商投资房地产。

　　但是，基于当前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热钱的流入很难控制。因此，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仍将维持以下格局：国内资金追逐房地产市场利润，引发外资加入，强化国内资金进入房地产。

　　文章认为，在这场房价剧烈上涨中，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值得思索和检讨的。

　　对于中国土地资源的配置，许多人可能会惊讶于以下事实：一方面是各城市的商品房住宅用地的拍卖价不断攀高，另一方面是大量土地以零地价给企业使用，加上税收优惠，土地其实是负价卖出的。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前者拍卖的土地出让金可以纳入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而发展工业产生的增值不仅可以增加GDP为官员政绩加砖，同时工业带来的税收也会提升地方政府财力。

　　因此，在考虑土地资源的配置方面，官员考虑的是政绩，而非代表百姓利益。这就不难发现为何房地产降温措施没有奏效，反而是越调控价格越高。

　　房价下跌、地价下降，地方政府的利益直接受损，因此与地方政府利益有损的廉租房迟迟不见大动静。新加坡的组屋制度，中国称之为廉租房。中国学者及官员的考察报告汗牛充栋。较大量的廉租房不仅可解决一部分人的住房，降低商业房地产的需要，而且还会迫使当前房价有所回落。但如前所述，地方政府利益有可能受损。

　　不良开发商是重要因素

　　中国在1998年以前的房屋供给是由工作单位来主导。1998年后，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房渐入百姓家。当然，这种商品住宅的开发商对城市建设是一直有所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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