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中寻求一线生机

　　“律师们其实有个习惯，一眼看上去必败的案子，不会有人愿意接，特别是知名律师，案子败诉，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律师事务所和自己的声誉。”王宏伟律师说。

　　这个案子就是这么简单清晰，以至于广告公司认为，本方确定无疑将胜诉。而房地产公司也很清楚，无论如何，该给的钱一定要给，案子肯定不会有太好的结果。之所以找到王律师，是想做最后一次努力，至少让钱出的不那么憋屈。

　　经过调查，王宏伟意识到，想要从合同履行中找到瑕疵并不现实。仲裁委员会不会纠缠在一些过于琐屑的小问题上，如果没有真正有利的突破口，委托人的200多万元就算出定了。

　　本案的最关键之处就在于“每日千分之三”的滞纳金约定。王宏伟突然眼前一亮：每日千分之三，看似司空见惯，在许多合同末尾都会写上这么一笔，但如果折合成年利率，居然高达109.5%，这个违约金居然会比高利贷还要高。如果都按这个标准计算滞纳金，企业只要发现合作伙伴有未按时付款的行为，以后就可以不再做任何实业了，仅仅靠对方的滞纳金就可以舒服地生活了。

　　“从双方开始出现争执，到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时间已经超过了半年。等到仲裁结束，至少超过原先约定的付款日期一年以上。这样算起来，相当于超过本金的年利率。”王宏伟说，如果将这个事情极端化，广告公司只需要每隔两年向房地产公司讨要一次这笔款项，然后在20年后向仲裁委提出仲裁，这样完全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效之内，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以这个案件的金额计算，他们的确可以什么都不干了。

　　“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上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任何人不应该通过一次诉讼‘挣钱’。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诉讼挽回自己的损失，对违约一方进行合理惩罚，但如果某一方可以通过诉讼而一夜暴富，却是违反法律的初衷。”王律师具体解释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相对于这个标准，年利率109.5%确实也高得离谱。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至50%”的惩罚标准，本案中双方的约定也大大超过了标准。而根据《合同法》第114条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有限度”惩罚获支持

　　在这个案子里，最重要的是对违约金“惩罚性”的理解。违约金本身是一种对违约行为的经济制裁，即使对方没有遭受任何财产损失，也要按法律或合同的规定给付违约金。

　　但在《合同法》中，违约金的性质主要是补偿性的，有限度地体现惩罚性。也就是说，违约金的约定应当估计到一方违约而可能给另一方造成的损失，而不得约定与原来的损失不相称的违约金数额。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的数额低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增加。

　　“补偿性”和“有限度的惩罚性”意义非常明确。多数法律学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同时承认违约金的这两种性质，且应以补偿性为原则，以惩罚性为例外。

　　开庭时，王宏伟着重向仲裁委员会强调了关于违约金的法律意义、性质及我国法律不支持“通过司法行为牟利”的特点，这一意见得到了仲裁委的认可。2009年2月，北京市仲裁委对合同纠纷作出仲裁，裁定房地产公司向广告公司支付本金和违约金共计140万余元，其余约101万元违约金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