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安全的中国抉择:另辟蹊径(2)

　　信用评级：你乘虚而入 我城门大开

　　“我国有5家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即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远东、上海新世纪、大公国际。美国穆迪2006年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后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后持股51%；同年，美国控制香港新华财经收购上海远东62%股权；2007年，美国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美国穆迪曾出高价购买大公国际的控股权，但遭拒绝。据悉，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来自“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的内容触目惊心——美国正在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已控制我国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严重威胁着我国金融安全。

　　“短短5年间，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实行‘战略性进军’，即以并购、收购或合作的方式，迅速控制了我国评级市场的2/3，真称得上是‘干净利落’”。在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白钦先教授看来，这是对我国国家金融安全和主权的严重危害，“美国信用评级机构进军韩国已有20年，可是市场份额尚不到10%，而我们的市场现在却成了‘不设防’的市场。我们‘迷迷糊糊’地替美国人干了他们本来没法干成的事——我们是‘大开城门’啊！”

　　白钦先将这种“战略性进军”评论为“乘虚而入”。他分析道，进入21世纪后，我国银行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战略性并购以及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都强化了对信用评级的需求，而本土评级机构实力与资力不足，一时间形成了信用评级需求与供给的“大缺口”，这是成就人家“乘虚而入”的第一“虚”。

　　此外，不得不反思的是，在当年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冲动中，我们并未认识到信用评级业的战略重要性及其同国家金融安全与主权的紧密联系。政府给境外特别是美国的法律、会计、审计和评级机构“大开绿灯”，一时间形成了对本土机构的“反国民待遇”和对境外机构的“超国民待遇”的巨大反差。白钦先回忆并感叹道，这人为造成的第二“虚”，对境外机构而言真乃“天赐良机”。

　　早在上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塞谬尔·亨廷顿就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建言，在美国政府必须优先掌控的14个战略性领域中，“控制全球资本市场”应位列第四，这一顺位远高于排名倒数第二的“军事控制”。实际上，控制了信用评级的国际话语权，就等于掌握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也就等于实现了亨廷顿提出的“控制全球资本市场”的美国国家战略目标。

　　白钦先分析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百年发展历程后告诉记者，“政治性”是其“第一标签”。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发生在2003年。是年，由于德国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标准普尔将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的信贷评级降至“垃圾级”，直接导致其股票价格跌至史上最低，直至一年后才得以恢复。几乎是同时，标准普尔却将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澳大利亚的外汇债券评级升至“最高级”。一低、一高，一打压、一奖励，“政治性”尽显无余。

　　截至目前，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全世界遍设机构，垄断了全球90℅以上的国际信用评级业务。美元霸权与资本市场定价权彼此依赖、彼此配合、优势互补，建构出的是极端的垄断和霸权。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市场份额一时难以撼动，直面和挑战美国信用评级国际垄断与霸权的时机尚不成熟，白钦先教授建议我国当下应该选择“另辟蹊径”。一方面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催生、扶持、发展若干有实力的本土评级机构，同时开辟和扩大我国信用评级走向世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以G20为平台，积极参与并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信用评级体制改革与适度审慎监管，与国际社会合作，建立超主权的国际性公共信用评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