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保孙建一：人生就是不断打破各种束缚(2)

　　见证并参与平安保险屡次创新

　　见证了中国平安在改革开放土壤中高速成长的孙建一,对公司的每一个发展步态如数家珍,也正是在公司的历次蜕变中把握了个人发展的机遇。

　　平安刚成立时规模很小,第一年保费收入为500万元。孙建一对记者回忆,500万元的概念,在当时顶不上人保深圳分公司蛇口支公司一家的收入。“当时500万元的保费收入都是财险保费。随后平安决定在全国第一家推出寿险。”

　　国内保险业存在诸多空白的现状下,平安当时最看好的是寿险事业的前景。当时国内仅有的一家保险公司人保财产险,也在涉足健康险和寿险,但是产品类似于在银行的零存整取业务,即假如购买人在存款的期间遇到意外,死亡或者致残,保险公司有一个额度的赔偿,但都是很短的期限,最长的期限不超过5年———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寿保险。

　　也许是因为艰苦的市场环境,平安在产品创新和市场化方面醒悟得更早:“因为我们所在的经济特区,铁饭碗没了,用什么去替代铁饭碗呢?当时来深圳的人都年纪轻,没有了过去那种有了困难找组织,或者殉职后有组织来包办一切的做法。”孙建一说,在这种环境下,在深圳特区建立起一种代替组织、代替“铁饭碗”的保险保障,势必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离香港很近,跟香港和境外的保险公司有更多的接触的便利,我们感觉到国外的保险公司中,和财产险相比,寿险更加发达,因此我们感觉到有必要在国内来推这个寿险。”

　　平安从1993年开始推寿险,从台湾引进了现在所有保险公司都在运用的个人营销方式。最早的时候,平安是奉行“拿来主义”,模仿最多的就是台湾,因为当时台湾的保险总量是超过整个大陆的总量,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拿过来的不仅是产品,包括架构的设计,平安还请来台湾的业内专家来指导、培训。一段时间以后,平安感觉到台湾的那一套还有一些不足的方面。随着视野不断扩展,就看到了需要完善的方面,同时也更加考虑到中国的需求心理和国情。

　　在平安刚涉足寿险的时候,保险业是由人民银行保险司来监管。从产品,到销售方式,监管部门并不完全了解保险领域的发展趋势。平安在香港、台湾学回来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先跟监管部门解释。“他们明白后也是很支持。中国的监管机构是在不断学习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包括监管的方式、监管的理念。”孙建一认为,从改革逐渐纵深的趋势来看,人人都会触及到一个打破铁饭碗的问题,所以发展寿险的请求监管部门一定时间内很难接受。

　　从平安获得国务院特批成立开始,平安的行业实践就开始走在行业和监管前头,“领监管之先”,这也是这家公司能抢占先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