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股东转让隐名股份引官司 监管被指模糊不清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法院判来的大股东

　　新修改的《公司法》中，并没有解决隐名投资问题，“而有时纠纷涉及的利益很大，相应的监管和界定就一直模糊不清”

　　2010年10月29日，陕西省榆林市榆林中院门口，100多个陕西龙华煤焦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龙华公司)的工人打着 “法院强加龙华公司股东，挑战国有改制企业稳定” 的条幅，高声呼喊。这是该公司的一个股权转让纠纷在二审庭审时的场外一幕。

　　“2009年10月底，榆阳区法院突然判给我们一个大股东。派了个股东过来，还不把我们当当事人，工商登记是证明股东的一个依据，如今公司的工商档案被加了假档案，报了警也没有处理结果。” 龙华公司工会主席曹文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年多前，2009年8月3日，榆阳区法院受理苏某和刘某关于龙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刘某，龙华公司改制期间，时任董事长高忠厚投资入股时，是高忠厚名下的隐名投资人。苏某，从刘某处买了上述的隐名股份。案件审理的焦点落在隐名投资的刘某是否是龙华公司的真正股东上。

　　审理期间，龙华公司及全体股东分别致函法院，声明刘某并不是龙华公司股东。但是没有龙华公司参与诉讼，没有采纳龙华公司的意见，榆阳区法院还是给龙华公司判了个股东上。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股份制改革中，全国各地均诞生了一大批股份制企业，也诞生了各种形式的隐名投资。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应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以满足公司团体法的特征，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

　　“今年年初，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进行了解和研讨时，发现仅东莞有6000家台资企业，但在工商管理部门在册登记仅629户，足可见隐名投资数量巨大。” 国务院法制办参与《公司法》修改的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量股份被多次炒卖，股份社会化、法人股个人化、异地化、间接持股(如持股会)等各种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导致的公司隐名投资人的各种纠纷也越来越多。

　　但是，上述人士也表示，新修改的《公司法》中，并没有解决隐名投资问题，“而有时纠纷涉及的利益很大，相应的监管和界定一直模糊不清。”

　　隐名股东的界定以及监管漏洞，在龙华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就可见一斑。

　　改制改出来的隐名股东

　　龙华公司是原国有企业、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燕家塔电厂在1998年间改制而成。

　　据龙华公司党委书记、原董事长高忠厚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98年企业改制时电厂已经停产，公司清产核资后出现负资产470万元，职工对国企改制信心不足。“买股等于买债，风险很大，尽管政府派出的企业改制领导小组三番五次动员职工购股，而入股的人不到 40%，即定购股的时间一拖再拖。”

　　在配股过程中，根据政府规定“董事会持大股或控股”的原则，作为董事长的高忠厚和榆林市榆阳区的刘某借款20万元，自己又拿出5.45万元，并以个人身份贷款224.55万元作为配股贷款，共计出资250万元，共认购公司无人认购的500股。

　　认购后，高忠厚和刘某口头约定给另外三位朋友每人入l0股，剩余 470股中，一个基础身份股归高忠厚，其余 469股按高忠厚占57%，刘某占43%的比例分配，刘某等四人成为挂在高忠厚名下的隐名股东。公司给高忠厚发放了股权证，他的股权份额及股东身份在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资料中被记载和公示。

　　“当时职工都没钱，很多都从兄弟姐妹等亲戚手里借的钱。”所以，改制期间，公司部分职工亲属或朋友私下出资挂在职工名下，以公司职工名义购买了公司股份。“现在统计来看，估计有200多这样的隐名股东。”高忠厚说。

　　王斌，是龙华公司改制时的神木县县委书记，公司改制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的原则是必须是职工才能认购，“借钱可以，外面的人不能参加，当时的考虑主要是为了长远的发展，外面的人买了又卖掉，来回倒腾，不利于公司发展，人和企业才能和，人气不对，就把企业给搞垮了。”

　　为此，神木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1998)012号文件】批复《燕家塔电厂改制方案》规定：“改制形式为内部职工共同出资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认股采取股权证的形式，全部记名，由全体职工自愿认股”。

　　公司改制完成后，制定《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股份由内部职工购买????”，“公司只承认已登记的股东为股权证的绝对所有人，杜绝其他一切争议。” 之后几年，龙华公司董事会一直未承认刘某的实名股东身份，刘某只是高忠厚名下的隐名投资人，享受分红。

　　财经评论家叶檀曾撰文，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改革改制第一波，很多公司通过改制筹集资金。大部分的公司历经股份制改革，之后再改制为上市类的公众公司。在改制过程中遗留了很多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