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诉讼制度追溯 “民告官”曾遭激烈反弹(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建国初期，党内出现官员搞特权的现象。彭真曾说，“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上世纪50年代，彭真同志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强调：“在少数国家工作人员中还有这么一种思想，他们以为法律是只管老百姓或只管小人物的，至于大干部、大人物……对法律遵守不遵守，是无关重要的。”彭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他提出，“一切认为国家机关可以违法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反对它。”在这次会上，彭真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简洁的语言表明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这个说法在随后的十年动乱中显得苍白无力。到了1980年，中央决定修改宪法。1981年6月底，彭真受命主持宪法起草工作。

　　当时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各界群众对宪法修改都非常关注。人们都在思考，如何才能防止类似文革的情况再次发生，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彭真在思考一些他认为更为重要的问题。他希望给未来的宪法一种不能逾越的法律效力和地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原秘书长岳祥表示，“彭真强调宪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人不能超越。宪法草案写完后，他又加进去了这方面的内容。”

　　彭真同时要做的事情是恢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从未真正得到贯彻过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在1954年宪法被写入，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都去掉了。1982年宪法在彭真的努力下，又恢复了该条规定。

　　他反复强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法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

　　这个讲话背后隐含的一个复杂问题是，如何处理执政党和宪法法律的关系。邓小平曾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发生。

　　1982年彭真在主持宪法起草工作时，特别主张“把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党要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写入宪法。他指出，党章这样规定，宪法也这样规定，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国家所没有或者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个关键问题。

　　在中共要守法的问题上，彭真讲得非常透彻，大体上就是三句话：中共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中共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共自己也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

　　傅洋认为，归根结底仍旧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理念，党自己也不能超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即便是对于曾给其个人和整个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四人帮”等人，彭真所坚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并未改变。1980年，彭真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在当时，主张对主犯判处死刑的观点为数不少。但彭真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考验。

　　他的观点是，必须严格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特别法庭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问题。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彻底查清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