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监督乡镇干部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行村民自治(2)

　　“村民委员会是八亿农民的民主训练班”

　　从1983年开始，民政部着手起草《村委会组织条例》，搞了很多调查研究，上述六个省级单位起草的条文作为参考被引入。

　　尽管此前写入宪法并未遭到过多指责，当民政部1987年向全国人大提交第13次修改的草案时，反对村民自治的声音始料不及地大了起来。

　　在春季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有些委员仍旧认为通过一个正式的法律为时尚早。也有人提出中国农民“缺乏管理自己的民主意识”，还有些人则担心法案未阐明(甚至未提及)党支部同村委会的关系。

　　争议很多，但焦点更多集中在乡镇政府跟村民自治组织到底是什么关系？的确，条文上写着指导关系，却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张春生说，出席会议的多数人员认为，如果是指导关系，那下面可以不听乡镇政府的，工作没法干。

　　赞成改为“领导”关系的很多，包括各级行政官员，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不能避免地被认为在工作中缺乏协商，方法简单粗暴。实际上，在中央高层，亦有人支持“领导”关系。而支持“指导”关系的，仅包括一些法律专家，民主意识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以及地方人大的官员，他们在行政事务中较少有发言权。

　　反对声音之激烈，从常委会内部的分歧可以看出。在常委会审议的时候，甚至有部分副委员长也不能认同。据说一位副委员长提出，乡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应该是“领导”关系。这种情况下，彭真提出由法工委改回去。

　　但在党内有很高地位的法学家张友渔给彭真写信，说改为“领导”关系违反宪法，要求坚决贯彻宪法原则。不久之后，据说是一天晚上10点多，彭真把负责法工委工作的王汉斌等人请到他家，要求再改回去。

　　反对指导关系的尤以地方官员为甚。张春生说，许多人认为不紧紧控制住村委会，不掌握直接发布命令的能力，村干部就会倾向于忽视国家利益和乡里的指示。换句话说，被选出的村委会成员倾向于听下面的而不是上级的指示，从而可能妨碍税收、粮食征购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降低乡镇的权威。

　　持反对意见者甚至建议村委会完全变成国家机构。他们设想，这个机构直接对乡镇负责，因为被任命的领导也比村民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更易接受乡镇的指令。

　　作为折中的意见，有人提出由乡镇政府往村里派遣代表，村公所作为乡镇政府派出机构存在，这样既有人代表政府，亦能维护村民自治。但这种意见随即遭到了反对，一个明显的弊端是，村里并不富裕，两套班子成本太高，工作起来也容易扯皮。

　　争论仍在持续。张春生认为，在那个时候，彭真和彭冲私下非常清楚，按照宪法只能是指导关系。

　　关键时候，彭真出席了常委会审议法律时的联组会议。这次会议正好是张春生负责记录。彭讲到，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缺少民主传统，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也忽视了民主建设。现在是自上而下的东西太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太少。现在搞起一个村民自治组织来，让群众民主决定自治范围内的事，这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比事事由政府来管要管得好。

　　这次会议上，彭真也对中国农民“缺乏管理自己的民主意识”的观点做了回应。经历了早年的革命，建国后事无巨细的工作，文革中残酷的迫害，如今已近80岁的老人颇为动情地说道，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是在实践中养成的，不是靠书本讲的。村里的事提出来了，哪个先办、哪个后办，就让他们去讨论，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决定，这才能养成民主习惯。

　　彭真甚至提出，村民委员会是八亿农民的民主训练班。出席的人员被彭真这番饱含感情的话打动了，有些人甚至表示很开窍。在接下来的常委会上，多数人赞成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