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频遭警方跨省追捕 司法机关被指成掌权者工具(2)

　　司法机关不能成为“私家机器”

　　细察近年来媒体所报道的多起诽谤案，可以发现有其共性。最大的共性在于，此类案件中的被诽谤对象，往往是手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或者是抽象的政府。

　　张青松表示，滥用公权力是这些案件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司法机关往往成为掌权者的工具，这种工具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有时候甚至未必是掌握权力者，掌握财富的人也可能将司法机关变成工具。”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在一篇评论中认为，诽谤罪的常识，只要看过《刑法》就能明了，无需“精通”也能依法执法。民警岂会不知“诽谤罪”的定义，之所以有怀揣“诽谤罪”令箭跨省抓捕之雷霆行动，多半是源于当地更高领导的授意或暗示。

　　王琳认为，之所以公安司法机关会为了某些地方官员而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可能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事实上成为地方党政官员的“私家机器”。

　　在祝华新看来，类似案件频繁也跟政府和官员的心态有关，发生类似诽谤案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高高在上，遇事就试图让台下的百姓噤声，不能容忍民众和媒体七嘴八舌议论公权力的得失，不能容忍社会力量尝试与政府一道参与社会管理。“正是这种权力观的扭曲，才导致种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祝华新说，现阶段，我国守卫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制度还不够完善，行政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制约某些官员的胡作非为或不作为，上访制度在一些地方经常变成“截访”，民众利益表达和权利救济的其他通道出现堵塞或低效运行。当事人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经常被迫选择私力救济。在这个背景下，基于开放平台的互联网，成为普通民众最便捷地表达利益诉求和赢取公众支持的通道。

　　他说，假如网民和其他公民对政府、领导干部的批评不准确、严重失实甚至捏造事实怎么办？上策是平和地作出解释说明，用坦诚开放的态度澄清事实；还有一点，是政府公正执法，领导干部清正廉明，只要领导干部自身正，就不怕网上刮偏风。如果确属恶意中伤，损害了领导干部的声誉，法学专家指出以“诽谤罪”还击须自诉，不能动用公权力为个别领导干部维权。

　　祝华新建议，网络监控手段一定要上交，绝不能流失到基层政府手里去。“网络监控手段只能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不宜用于地方政治，尤其要防范某些基层领导干部用来随心所欲地打压异己，打压民众通过互联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从而堵塞民意表达的渠道，从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应在法律框架内发言

　　对司法机关而言，尴尬之处在于，他们经常要陷入“乱作为”和“不作为”的指责中。

　　“我也遇到了网络诽谤的事情，我猜到是谁，但是没有证据，我也不会查IP，想报警但是又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警察会不会查、会不会管，我真的非常痛苦，他把我的QQ和手机还有他所知道的有关我的信息都放到了色情网站上，我的QQ每天都有人加，手机也总是有陌生的电话和短信，我现在都不敢接任何陌生电话……”这是来自“搜搜问问”网站上的一个提问，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确实，闫德利案件说明，网络诽谤足以造成极度严重的危害。由于网络的特点在于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成本低等特点，且传播者具有匿名性，被害人无力个人查案等，经常让普通公民对网络诽谤无可奈何。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人的言论空间和言论方式，而围绕这种改变需要重新建构的规则还没建立起来。比如，普通民众在网络上的举报到底属于网络监督还是网络诽谤，究竟应属于哪个部门调查，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张青松认为，这就是我们今天遭遇的司法困境，一方面，公权力频频介入网络诽谤案，却往往伤害了公民权利，打压了民意，堵塞了言路，并损害了自身公信力；而当普通公民真的遭遇诽谤并受到伤害的时候，又很难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姚永安认为，《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对于“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刑法》第246条正属于这个范围，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但他也承认，网络的匿名性使办理这些案件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会存在操作性的问题，这也使得一些利用网络对他人进行恶意诽谤和造谣中伤的人没法被追究法律责任，从而让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诽谤者的乐园。

　　祝华新表示，面对一些基层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胡作非为，或者不作为，当事人上网爆料和网民上网表达和声援，属于一种良心拒绝和温和反抗，是理应受到宽容和尊重的“抵抗权”。“但这样的‘抵抗权’也应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理性的精神实行”。

　　本报记者 叶铁桥

　　本报北京12月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