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黎志滔

　　孙中山先生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的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中山先生遗嘱，长期以来，不少人都以为是汪精卫起草的。但根据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继等人在生前写的一些回忆文章中，却十分肯定地说，中山先生遗嘱的最初起草者是吴稚晖，并不是汪精卫，孙中山先生遗嘱产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与一些国民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邀孙先生北上指导一切建设大计。于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衡等20余人，乘永丰号军舰经上海、日本，12月31日抵达北京。

　　由于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中山先生得了肝癌。加之此次北上，长途跋涉，操劳不息，使得病情加重。到达北京仅5天，孙中山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接受手术前，孙中山曾下一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5人，组成政治委员会。中山先生曾明确指示：对于重要事情，均由该会议而后决行。并以黄昌谷为书记，鲍罗廷为共产国际代表顾问。

　　1925年2月20日，孙中山病重，西医和中医均回天乏术。众人一致认为，不如趁先生还清醒时，请示遗言。于是随孙服侍诸人便推选中山先生之子孙科、舅子宋子文、连襟孔祥熙和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汪精卫，带着由政治委员会已拟定的遗嘱草稿，代表大家恳请中山先生留言。

　　中山先生开始不肯留言，后经众人多次恳求，中山先生始说：“你们要我说什么，有没有为我考虑？”汪精卫说：“我们已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可以念给先生听一听吗？”中山先生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听罢。”于是，汪精卫就把由政治委员会起草，并经众人反复讨论修改的遗嘱草稿，念给中山先生听。

　　据于右任回忆，遗嘱草稿共有两篇，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内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对这两份遗嘱，中山先生表示满意，但当时并未签字。

　　3月1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但神志尚清醒，自知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乃对守护在病床前的亲属和汪精卫等人说：“我可能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念给我听的两篇稿子拿来，我签字。”

　　汪精卫就把遗嘱稿和墨水笔呈上，中山先生吃力地在遗嘱稿上签了字。随后由亲属宋庆龄、孙科及当时在病房守护的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衡、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精卫最后又署名为“笔记者”。对中山先生临终前签字认可的遗嘱稿，于右任曾在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说：“民国十四年，国父在北京患病，成立北京政治委员会，稚老与我皆任委员，……这时鲍罗廷是委员会的顾问，稚老与鲍罗廷初次交手时即一字不让，后来讨论遗嘱时与鲍罗廷的争论更加激烈。……国父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在微弱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声音中，心力逐渐衰竭，脉搏细如游丝，延至次日上午9时，即1925年3月12日晨，孙中山先生的心脏停止跳动，溘然长逝，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不可估量的精神财产，并使宋庆龄终身受用不尽。

　　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肯定地认为，中山先生的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张继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总理病危时，于右任认为万一不幸，应有诏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吴稚晖针对于右任的意见提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建议用‘遗嘱’二字。”

　　原稿由吴稚晖起草后，众人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汪精卫亦为修改者之一。由此可见，中山先生的遗嘱，系由于右任提议，政治委员会讨论内容和名称，吴稚晖起草，众人反复商榷修改后，在中山先生病危时，由汪精卫向中山先生口述，经中山先生审听签字而成。汪精卫是国父遗嘱重要修改人、见证人和笔记者，并不是起草人，吴稚晖才是遗嘱的最初起草人。

　　(摘自美国《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