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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冰
采访手记：
她16岁半从军去西藏阿里保家卫国，28岁回到北京继续治病救人，34岁写出成名小说《昆仑殇》，50岁成立心理咨询中心诊治人类心灵。主治医师、作家、心理咨询师……50多岁的她活过了别人几生几世。毕淑敏的散文随笔集《心灵处方》，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且分别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王府井图书大厦举行了该书的签售活动。
毕淑敏说，“这是一本我很满意的散文集，这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撰写的与‘心灵’有关的作品，对于曾经做过20多年医生的我来说，‘处方’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语，所以就取名为《心灵处方》。”
以前读过毕淑敏的作品，多是“养心妙方”之类的关注人性点滴的散文，文章谈不上有多高深的技巧和文学底蕴，却如一盘少之无味的素菜，在惯吃鸡鸭鱼肉的口腔里产生淡淡的清爽，甚至香甜。
未谋面时我的直觉是她是个受尽大众媒体宠爱的作家。等到真正见面，与书的扉页上看到的照片一样，面前的她依然素面朝天，齐耳的黑发、圆圆的脸上是一双一笑就弯弯的眼睛，如她的好友、女作家迟子建所言：“她钻入菜摊，站在公共汽车站牌下，跻身于商场，与别的妇女相差无二。”作家、心理咨询师都是她藏在背后的秘诀，她更像个住在你隔壁的相夫教子的好主妇。跟毕淑敏聊天实在是件愉快的事情，像是和一位懂事的大姐、好脾气的母亲、称职的医生在拉家常，而唯一让您没有感觉的是她最主要的身份：当红女作家。
诊所
不想只为富人服务而退出
记者：我听说去年您离开了和朋友合开的“毕淑敏心理诊所”，也听说之前找您咨询的人需提前很长时间才能预约到，“生意”那么红火，为什么决定放弃？
毕淑敏：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来点名找我咨询的人太多了，实在是应接不暇，开始还主要是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后来有不少来自广州、上海等外地的来访者，他们坐着飞机过来，从机场直奔诊所，50分钟的咨询做完后，又直接从诊所到机场，返回家中。很多来访者直接提出希望由我来做咨询，说如果我没有时间，他们可以等。结果不少人从11月份开始预约，到了第二年3月份还在等。这种扑面而来的巨大的信任让我感动，但也让我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觉得自己无法应对，就算不休息，一天最多也只能接待六到八个人，而心理治疗往往不是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往往需要一个月四次治疗，我不希望把时间全花在心理诊疗上，我是如此热爱写作！
第二，就是收费问题。因为点名要我做咨询的来访者太多了，毕竟我们诊所是几个志同道合者合作的，他们的业务也非常精良，可巨大的工作量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也不行啊，大家就商量从策略上进行调控，比如提高我的接诊费用，开始是每50分钟100元，直到200、300、500、800元，我吃惊地发现有钱人太多了，不管多少钱他都奔你来……后来我发现自己怎么成了一个专为富人服务的资源了？而不是与多数人共享，显然后来出现的局面是有违我的初衷的。
记者：为有钱人服务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啊。
毕淑敏：我必须坦言，我没有仇富心理，但如果只能有极少数的有钱人才能享受我的奉献，那是我所不愿的。
记者：国外的心理诊所收费情况是怎样的？
毕淑敏：国外是每50分钟收费100至170美元，也就是说我的收费已经达到美国社会的收费标准了，而我们国家的生活水平显然不能跟西方发达国家比。有一对下岗职工夫妇，曾来诊所找我帮助，鉴于他们的生活状况，诊所只象征性地收了20元钱，后来他们回去后知道了真正的收费标准，又专门寄来480元……那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
记者：现在的心理诊所还是叫“毕淑敏心理诊所”吗？
毕淑敏：已经更名了。我把属于我的所有股份都送给了同事们。
记者：作为一个成功的心理咨询师，您认为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毕淑敏：我从事了两年半的一线心理咨询工作，深切感受到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心理医生是不用药的，给求助者唯一的药就是信任。信任，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多咨询师在这关键的一步上是失败的，以后的疗效几乎就没什么效果了。
写作
在写一部心理医生的故事
记者：放弃了诊所，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了，毕老师最近在忙什么？
毕淑敏：在写一部长篇。经过前一阶段的蓄积，我目前应该是注意力和创造力都非常饱满的阶段。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在写一个长篇，是一个有关心理医生的故事。估计年底以前可以完成，此外，还有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也在进行之中。
记者：前些天，您的又一部散文集《心灵处方》问世了，您这是第多少部散文集了？
毕淑敏：(笑)至少已经有二十几部了吧，我自己感觉都有些混乱了，呵，虽然许多出版社找上门来都被我拒绝了。……说起来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写小说，散文都是过去写的，但每次印刷后都能卖掉，证明还是有读者需要它们。另外，散文不同于小说，再版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重新整理出版也可以理解。
记者：目前市场上流行各种有关心理方面的书，您觉得《心灵处方》和它们有什么不同？
毕淑敏：市面上有很多探讨心理方面的书，这证明人们越来越关注内心的健康，希望深入地探索自己，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不过，有很多书是属于“戏说”，像一些星座、性格测试之类的“趣味心理学”，其实只是供人会心一笑的。
作品
心灵鸡汤应该是一种符号
记者：“具有心灵指导作用”，这是媒体普遍的定义，究竟这类心灵鸡汤类的作品对人的心理保健能起多大作用？
毕淑敏：没多大作用。非要说这本书的意义，也许应该是一种符号，一种引起人们关注自己内心世界的符号。但不能因为作用小我们朝这方面的努力就不做了。就像100年前的人如果患了感冒不会想到要喝感冒冲剂，只知喝姜汤一样，对自己心理健康的了解与把握是必然的事。
记者：那您自己的心理健康情况怎样？
毕淑敏：我自己基本健康，但也会如伤风感冒一样偶感不适，有时压力太大了我会烦躁，甚至突然间想躲起来或逃掉。有时我意识到自己心头的无名怒火，便自检是否承担的压力太大了、是否要学会说不、对他人的要求做些拒绝。除了运用专业知识自我调整，还会请心理咨询中心的同事帮助我。
记者：我听说您从不给朋友做咨询，那同事间的分析治疗岂不破坏了这一原则？
毕淑敏：做心理医生很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我们与来访者不能是双重关系，否则会影响咨询师的中立与判断。而我与工作伙伴间都有非常明确的共识：我们是工作伙伴而已，我们不是朋友，这点非常明确，为了我的安康与不违背职业原则，我不会把这个界线模糊掉，所以我们在一起哪怕吃顿饭也都各付各的账。
记者：您的书很受大众读者欢迎，您认为理由是什么？
毕淑敏：如果一个人很真诚地在说着话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去倾听。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有话要说，有的读者看了这些文字可能有些共鸣或感觉有些特别，他们便喜欢看下去。
女作家
她们很勤奋，但过多关注性体验
记者：作为女性作家，您又怎么看待当前看似繁荣的女性创作呢？
毕淑敏：这个问题就类似于一个农民谈全国粮食产量，呵。
记者：女性作家毕竟还是有其创作特征吧？
毕淑敏：我专门查阅过中国作协在册会员的性别比例，发现男性作家占88%强，而人们印象中却有铺天盖地的女性作品充斥市场，这种作品数量与创作人数的比例差异足以证明女性作家真的很勤奋。
但同时不少读者会从这些女性作品中感觉到女作家们似乎只爱写家庭琐事、儿女情长，这又是女性创作的一个误区。我认为女作家应该让自己对人类发展的所有领域都有所涉及，包括战争、和平、死亡、终极关怀等等，而不只写女性体验，我承认女性在性别领域里有着独特感觉和看法，她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不要局限或被引导而局限在只写初潮的经验、初恋的经验、怀孕的经验甚至出逃或乱伦的经验，这只是女性写作的一部分。
记者：那您有意识地做到了这一点吗？
毕淑敏：我从没有意识地在这么做，但生命的价值、人性伟大的品质等都是我特别关注的题材。
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一个女儿、妻子、医生、作家……
记者：在《影响你的重要他人》中，除了您所写的长辫子老师，还有谁？
毕淑敏：其中之一是我弟弟。刚回京时我老说要写西藏，说了6年后，某一天我弟弟说姐你都多大了，怎么光听你说没见你动笔呀，他的话让我意识到真该动笔了，人该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就开始写。
另外一个就是那位记者朋友，从那儿我得到了一个影响我一生路线的信息，如果没有那个电话、没有那个朋友就没有我的现在。
记者：作为理性的医生和相对来说较为感性的作家，您怎么看待死亡？
毕淑敏：我以前特别害怕死亡，认为人死了后要被火烧，骨灰被撒在海里多么冰冷！在土里也有虫子爬过，太不可思议。
但现在我认为死亡是个正常的自然现象，我的一生如果按自己意愿活下去，死也没什么可怕。另外正是因为有死亡在等待，才更应该有计划地安排好自己的人生。事实上许多人忙着买房子、汽车和漂亮衣服，却很少想到死亡这个事，其实死亡是不容逃避的。
记者：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您会写什么？
毕淑敏：我会写：这里埋葬着一个女儿、妻子、母亲，一个医生、作家、心理咨询师——以上都是我所热爱的职业。
自我评价
我是一个很真实且勇敢的人
记者：尽管不想成名，可成名毕竟是事实，名气给您带来了什么？
毕淑敏：我的心态没什么太大变化，不管成名与否都会这么做。我始终认为生命都是平等的，一棵大树旁边的小草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渺小而自卑，每个生命都有可贵之处，我不会想我比别人更高。之所以有了些名气我更多会想到概率的问题，有人可能比我更勤奋、写的也更好，可能没有出版社出版或宣传不足而没有太多人知道他，这么来看我只是幸运者。
记者：作为心理咨询师也许较之常人有较强的自省能力，您自我评价是个什么样的人？
毕淑敏：第一，我基本上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尽量不说谎，如果不能做到绝对不说。
其次，无论我说的或写的是否所有人都同意或认同，我都愿向这个世界发出属于我的声音，所以我是个勇敢的人。这两点也是我一贯的自我要求。
同时我是一个把责任看得很重的人，家庭、社会包括我自己的责任在我看来比什么都重要。我不会被金钱所驱使或操纵，不会有人说给我50万让我写什么就写。
记者：这么说是否因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毕淑敏：对，也许起码我现在没有经济生存压力，但人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比如我也想随时可去欧洲旅游或买家人喜欢的好车，做人的原则还是最起码的。
(摘自《文化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