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少年很惊讶。斯蒂凡长相普通，桑德拉是个胖姑娘。

　　“我不知道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或许我们的性格更好。”斯蒂凡至今仍然觉得奇怪。

　　走到圣火台前的那一刻，斯蒂凡只感到紧张，没有任何别的情绪。他一度以为操作失误没有点着，直到火苗高高地燃起来，才长舒一口气。

　　奥运会后不久，意气风发的斯蒂凡突然被伤痛困扰。他尝试各种治疗方法，效果都不理想。接下来的4年，曾经的希望之星几乎放弃所有的比赛。

　　出席莫斯科奥运会，是斯蒂凡人生中最后一件与竞技体育有关的事。

　　1980年，为了表达加拿大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愤怒，加拿大政府劝说奥委会和运动员们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于是，会旗交接成为了问题。奥运会开幕式上必须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由上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市长将会旗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主席再将会旗递交当届主办城市的市长。权衡之下，蒙特利尔市长只好请斯蒂凡和桑德拉代表自己出席。

　　对于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20岁的斯蒂凡不仅一点没有抗拒心理，而且十分向往。出发前，他自学了好几百个俄语单词。

　　从莫斯科回来，斯蒂凡终于下定决心，忘掉运动员的梦想，把热情转到学业上去。

　　他先是在蒙特利尔大学学习法律，获得学校最高荣誉“院长奖学金”。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取得法律学硕士学位。再后来，他来到巴黎。在巴黎政治学院，他的兴趣转向政治哲学，只用一年就拿到博士头衔。巴黎政治学院是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几乎所有法语国家的总统、总理都曾是它的学生。

　　因为做过运动员，斯蒂凡总是显得精力旺盛。攻读博士的同时，他还选修夜间课程，而且顺利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完成学业后，斯蒂凡的第一份工作是普雷方泰恩家族企业理财师。2004年，他用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投资公司，为个人或企业提供投资服务。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前，斯蒂凡很少跟人说起奥运会那段往事。上大学时，他没有把它写进入学申请表。无论在纽约还是巴黎，他都不愿向同学炫耀。在普雷方泰恩投资公司的网站上，也找不到奥运会这个词。

　　“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但不管怎么说，它都和我现在的生活、事业没有关系。” 斯蒂凡说。

　　桑德拉的邮箱地址还是10年前存下来的 记者还是找不到桑德拉。

　　斯蒂凡说，1976年，桑德拉15岁。她曾是多伦多的一个体操运动员，还曾在国际性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前些年，她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

　　莫斯科奥运会后，一家加拿大媒体兴高采烈地报道说，当年点燃火炬的少男少女不仅保持着联系，而且还结婚了。加拿大的法裔和英裔完全可以像他们一样和平共处。

　　“我没有和桑德拉结婚。媒体总是喜欢无中生有。”虽然有些无奈，斯蒂凡并不感到生气。

　　那条假新闻是媒体最后一次对他们显示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