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救灾实力从应急到专业 抗灾能力仍呈橄榄形(2)

　　救援，从应急到专业

　　汶川地震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当即赶赴灾区，亲临现场指挥救灾。灾区各级政府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同时，部队也迅速投入到救灾工作中。中国快速、高效的救援行动，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发生时，美国总统布什还在度假，直到两天后才终止度假返回白宫。美国的救援指挥部于飓风发生36小时之后才成立，5个小时后才向灾区派遣第一支救援部队，人数只有1000人。而向来以行政高效著称的日本，在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政府行动迟缓，备受民众指责。

　　“中国建立的应急救助体系和四级响应系统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发挥了作用。”邓国胜如是评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军队参与的紧急救灾模式具有明显优势。”

　　这套四级响应系统是王振耀推动建立的。那时，他刚刚上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2003年的“非典”触动了中国应急管理的软肋，从而催生了中国应急体系的从无到有。

　　到2005年禽流感爆发之时，这套应急体系已经逐渐成熟。2006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一年后，《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始实施，中国的危机管理制度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如今，56岁的王振耀辞去民政府慈善司司长一职，跳槽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担任院长。但谈到四级响应系统，王振耀仍然很自豪，“制度在那放着，当灾害发生后，死亡多少人，转移多少人数，倒塌多少房屋，应该启动哪一级的预案，主管领导什么时间到达现场，物资什么时候到达，都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我走了，这套制度依然在很好地运转。”他把这套制度称为“一个体制性的跨越”。

　　不过，王振耀坦诚，“在黄金72小时，政府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但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一个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是用铁铲去救援，几十年过去了，到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用铁铲去救援，甚至是用手刨。”

　　在中国的历次救灾中，政府始终发挥着绝对主导作用，军队则是当之无愧的救灾主力军。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曾联合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军地(军队与地方)自然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此后，总参和国家20多个部委建立了信息沟通机制——包括中国地震局、民政部、水利部和林业局等。

　　2008年，13.7万大军驰援汶川，有媒体评价 “惊天地，泣鬼神”。但在专业人士看来，中国救援能力的软肋暴露无遗。俄罗斯的专业救援人员共有50万，美国则至少有40万。“很多中亚国家的专业救援队伍都有近10万人，但我们的专业救援队，在汶川地震时，只有240人。”王振耀说。在他看来，中国“怎么都得有一支10万人的专业救援队伍吧”。

　　汶川地震以后，中国国际救援队——这支中国唯一的专业救援队，从240人扩充到了480人。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的意见》。2010年4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应急办主任田义祥对媒体宣布，军队将建成8支共5万人的国家级专业应急救援部队，按要求2010年底将全部形成应急救援能力。

　　此外，2009年，民政部对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重新规划布局，数量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24个，但多数都在规划或在建。

　　2010年5月，昆明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中国目前已建成的规模最大救灾储备库：“可同时停放起降两架大型直升机；可满足70万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成都中央救灾物资储备库仍然处于在建状态，这将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物资储备库。

　　有专家指出，紧急救援的背后，有设备需求、专业人员需求、保险需求、医疗救助体系等等，“每年国内将有上千亿人民币的市场潜力，国际需求也将近千亿美元。但目前，救援产业链在民间市场还未得到进一步开拓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