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西调"只论证不可行性" 现实离科幻有多远？(2)

　　“动土”的规律

　　中国的水资源研究者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边是近千年来形成的河网水系，一边是当前中国水利史无前例的高速建设。

　　据新华社去年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建设的累计投资已超过9545亿元，为改革开放前的17倍。而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会议上，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表示，中国的水利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建设的高峰期。

　　他透露，2008年和2009年是国内水利投入最大、在建项目最多的两年，也是水利保障能力提升最快、水利惠及民生效果最明显的两年。他还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水利建设还将迎来历史高峰期。

　　目前，中国不仅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枢纽和多座巨型水库，还在分段推进包括南水北调在内的多个跨流域调水工程。

　　然而，包括水利水电权威潘家铮院士在内的多名学者均曾指出，中国水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对水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并存。

　　潘家铮院士曾指出，在工农业和城市用水上，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用水效率的惊人低下。比如，在北方地区，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超过67%，而海河更是高达90%，均远超合理程度。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引发了湖泊干涸、河流断流、地下水超采和河口及干旱地区生态恶化等一些列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仅为先进国家的一半，全国工业单位产值用水量却是先进国家的5到10 倍。多数城市的自来水管网的漏失率还维持在20%的高位。

　　“不少水利专家主张水利开发，计划在所有流域都搞工程，结果是许多地方环境形势相对混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表示。

　　多年参与重大调水工程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目前水资源的科学利用率低是事实，但是判断水资源开发过度，还为时尚早。

　　“从水能利用来看，我国的已开发量占可开发量的比例还不足一半，还有可以开发的地方。从水量利用来说，虽然大流域上的工程已经具备调节水量的能力，但目前中小流域，如经常旱涝交替的湘江，就还是需要蓄水能力充足的项目。”沈院士说。

　　他同时强调，面对每项跨流域调水工程，都要从水文、环境上进行细致研究、勘察和调查。“没有科学数据，没有深入分析，工程不能轻易动。”

　　中国的水资源专家们十分清楚，如果跨流域调水工程范围内有许多污染源，不采取措施就会调配出遭污染的水，从而引发咸水倒灌，水质恶化，破坏河口及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前苏联就曾建有15项大型调水工程，其经验可谓中国的前车之鉴。

　　当时，前苏联“北水南调”的年调水量达480多亿立方米，是今日中国的数倍。但是最终因为调水引起源头河流水量减少，使沿途水域无机盐总量、矿化度、生物性堆积物增加，导致生态灾难。

　　除生态环境等因素之外，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复杂水系，也让调水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如何顺应自然赋予的脉络进行水利布局，是当下调水工程师们需要面对的课题。

　　“秦汉以来，黄河、淮河流域的工程都失效了。京杭大运河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只有淮阴至杭州段，济宁以北的河道长年干涸。”邹逸麟教授指出。他还曾指出，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时期最大的“南水北调”，也违背了自然条件。由于其流域地势中间高，两头低，通过泰山山脉时完全通过水闸人工抬升水位才能通航。

　　与京杭大运河不同，中国古代还有两项极为成功的水利工程：连接湘漓两水的灵渠；分流岷江的都江堰。在邹逸麟教授看来，这两项工程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它们都并非以主观调水为目的。“这两项工程本身都不是水少水多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水量，都是顺应自然状况而建造的。”

　　相比之下，关中地区最早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虽然曾在战国末年就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用以灌溉关中平原，但数百年前就不复存在了。1949年后，郑国渠又经历了三次修护，如今依然滴水不进，渠首只剩了几块孤单的名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经研究发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在降水量没有大幅改变、水利工程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水患灾害不减反增。他认为，这说明社会因素对灾损程度同样有着巨大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对自然应该有适当的避让和尊重，确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重视历史积累的治水观念，应当成为水利规划和水利建设者的追求。重拾古代整体、综合、辨证科学思维的中国智慧，不失一个明智的选择。”2007年8月，周教授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中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