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西调"只论证不可行性" 现实离科幻有多远？(3)

　　“难”水北调

　　距离“通天大运河”的争议已过去12年，但在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眼中，仍有不少人对当年那个“只嫌其小，不嫌其大”的南水北调“大西线”设想念念不忘。

　　1998年，由13名军队和部委人士提议的“大西线”建议书形成。这项一鸣惊人的方案设想从穿越国境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三线同时取水，导入黄河，并在五年内完工。由于这一设想过于“前卫”，一直被坊间称为“通天大运河”，有关它的争议直至时任水利部长汪恕诚以“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的理由否决，才算落幕。

　　“大西线，也就是‘藏水北调’。这个设想我们早就持否定态度，最近也不怎么说了，但是还有人对此耿耿于怀。”沈院士告诉记者。

　　当前国内水利水电研究者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调水工程的距离越长、规模越大，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就越复杂。

　　沈国舫院士认为，南水北调工程进度被拖慢，即是如此。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规模空前的跨流域调水项目，其工程东线的主要问题是沿途的水质污染。而已“迟到”四年的工程中线，也因为涉及到庞大的移民工程，并纠结于调水沿途缺水省份的补偿和分配问题，几乎停滞不前。

　　即便在“拨正方向”后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了八年之后，原规划中拟从长江上游干支流调水入黄河上游的工程西线，至今仍未开工建设。

　　沈国舫院士表示，学界并不反对西线的建设，但其复杂性要求专家们继续研究：一旦西线开始调水，用何种方法穿越当地的庞大山脉，以及作为调出地区的四川省，自然环境会受何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学者对逐步实施中的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沿途区域环境、气候负面影响的分析，并不少见。当然，这些负面效应也曾在南水北调开工建设前的环评报告中，也都占有重要篇幅。

　　今年1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地理科学进展》发表了一篇报告，其中说明：相比调水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处于强烈或明显的状态，并存在调水实施后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报告称，南水北调对有关流域水质、土质、社会生产和水生生物的影响幅度上限均超过了40%。

　　早在2001年，西安理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位水资源专家就联合发表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气候的影响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调水量规模过大，汉江稀释自净能力下降，因此发生浮游藻类爆发性生长繁衍的可能性增大。此外，汉江缺水还将引发航道水深减小，河沙淤积。

　　专家似乎不幸言中。据近期媒体报道，汉江流域藻类爆发形成的“水华”现象，在调水建设后开始变得频繁。

　　对于已经开工的东线，结果似乎也不乐观。

　　2006年，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发布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概要》，该研究所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这份报告指出，东线工程对沿线的生态环境、土壤、地下水资源已造成相当的破坏，若南水北调及沿线截污导流工程的运行调度过程中，上游治污不彻底，还有可能发生干线水质迅速恶化，使局部水域发生“死鱼”等水污染事件。

　　对于这些报告的结论，沈国舫表示，南水北调肯定有负面效应，但在专家眼中还是“利多弊少”。“这和三峡工程有利有弊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所有人只看其中的‘弊’，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

　　沈院士还强调，有关报告是否科学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立场。“有的研究实际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各省有各省的利益，有利害冲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则认为，即便南水北调工程依设计完工，如果各地区用水总量不能减少，调水工程也很难实现灌溉北方的目标。

　　而目前，国务院对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方针，已被广泛解读为“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部分环境学者曾建议中国参考美国跨流域调水立法的做法，每建一个调水工程，都设计一套相应的具体法案，在完善调用的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同时，监督调水工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正是严格的法律程序让美国当前的任何一个调水项目都面临公众的投票和监督。比如，长达450多公里的拉斯韦加斯调水工程，经过四年的争论，始终未获通过。

　　而相比之下，我国拟发布的《南水北调用水管理条例》自2006年被首次提起后，既没有再次公开讨论，也没有推动立法。

　　沈国舫院士认为，造成立法停滞不前的原因是调水问题的复杂性，“要看一个项目究竟是适合全国立法，还是区域立法。”

　　邹逸麟教授则认为，要解决当前中国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看调水政策的出发点。“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际作用都是有限度的。任何调水工程都应该是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它。” （崔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