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专家称中国抛弃苏联模式与文革并无必然联系(2)

　　5、关于八大以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分析八大以后10年的历史时首次明确提出的。当时写道，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是：一个为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另一个为错误的，即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两个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并存。10年中“左”的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压倒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0年探索中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这个思想既遵循了《历史决议》，又把《历史决议》里叙述的那个思路和胡乔木同志的一些想法，做了较为深入的发挥，突破了过去比较简单化的两条路线斗争模式，因而获得党史界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胡绳本人在谈到这个思想时指出：两个发展趋向的分析，也许至少是提供了足以贯穿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一种看法。根据这个思想，三年之后，他又对其在“文革”中的表现形式做了新的阐发，提出：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毛泽东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有时也处于矛盾状态，因而会萌生反“文革”的倾向。比如，对邓小平开始打倒，后来起用，就说明了这一点。既依靠“四人帮”坚持“文革”，又对他们进行批评，也说明了这种状况。“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胡绳同志的这个思想，我们这几年在撰写建国以后的党史书稿时做了具体贯彻，在写“文革”历史时强调了党内和群众在这个时期的各个阶段上对“文革”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努力对这个特殊年代做出更全面的反映。

　　6、关于以胡适为代表的“中间势力”

　　胡绳同志发表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1995年3月开篇就讲“中间势力”问题。一个月之后，又做了展开性的阐发。他认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两个角色，即多了一个中间势力。当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胡绳同志认为，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做工作之后才会跟着共产党走。就全国的政治分野来说，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之间的争论。梁启超、张东荪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他讲的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自然科学都是先要提出假设，然后一个一个去求证的。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也许不那么准确、周到，但比较通俗易记”。这样的看法，你说我们就没有想过？也不是。但是，第一，我们没有这个理论勇气，顾虑比较多；第二,我们思考得没有胡绳同志那么深入和清楚，道理讲得不充分，也就缺乏胡绳那样的理论勇气了。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正是胡绳同志与众不同的地方。

　　7、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这是始终贯穿胡绳同志晚年学术的一个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所选的11篇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涉及这个问题。胡绳对这个问题研究的面很广，几乎可以说达到全方位，并且以独特视角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幸与幸运。他说：中国没有能够从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且遭到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这是历史的不幸；但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使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变成为现实社会，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尽管注定要遇到许多特殊困难。这是对于那种“殖民地现代化论”的再批判。

　　——关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胡绳认为，不能靠抽象地、一般地比较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劣，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特点，决定了在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而能够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历史没有容许中国经过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吃亏”的话，就只能承认这个“吃亏”。但是就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走上社会主义而言，又并非走了一条“吃亏”的路。因为若中国果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几倍、几十倍的艰难曲折的、看不到头的漫长道路。根据唯物史观，胡绳指出：人们在历史发展中能够发挥主动作用，但不能任意选择前进道路，而只能在历史准备的现实条件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在可能范围内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关于“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是马克思1881年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时提出的问题。这个思想为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中国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这个光辉思想的实践。但是胡绳同志认为，这只是讲了问题的一半。历史同样证明，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峡谷，但不可能径直建设社会主义，中间必须经过一些过渡阶段。这些过渡阶段，是为了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使现代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否则，就谈不到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过渡问题，就此而言，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继承。胡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有两重关系，一是对立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继承关系。对后者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大量论述。我们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拒绝承认后者，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因此，他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胡绳同志晚年的创见还有许多，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地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这个评论符合胡绳同志的实际情况。

　　(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学术小传

　　胡 绳

　　(1918.01.11-2000.11.05)生于江苏苏州，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在历史、哲学、文化思想等方面有深入的研究。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论文集《理性与自由》《枣下论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