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 之六：王仁湘：如何从符号看信仰和中华文明？

　　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题：如何从符号看信仰和中华文明？

　　——专访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

　　作者 文龙杰 徐皇冠

　　符号对文明的意义不可小觑，文明的诸多重要特质体现或蕴藏在史前符号中。正如美国学者杜威(John Dewey)在《哲学的改造》中所言：“人由于保存了他以往的经验而与低等动物相区别……因此，人不像野生动物那样，生活在一个单纯的实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象征与符号的世界之中。”

　　表达着“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精神寓意的“四鸟绕日”金箔图案在十七年前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诸如此类的符号还有哪些？这些符号如何呈现文明“品格”？对此，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畅谈中国史前符号时代及其所体现的“开放”与“包容”文明特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史最直接的起点是成熟文字的出现。近来您在《书写与讲演》中提出“符号时代”的新概念，有何具体内涵？

　　王仁湘：史前中国出现了符号，这不是新发现，也不是新定义。但史前符号时代，则是一个新概念。

　　史前符号受到许多学者关注，但多仅考察“是不是文字”，或判断“距文字多远”。关于符号的诸多本质还未来得及辨识清楚，未意识到它们较文字有更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充满各类符号使信息传导变得迅捷，人类的行为与思想都感到明显受益。在信息社会，不能想象若无符号参与，将是如何“左右为难”。

　　但符号并非只属于现代社会，它同人类与生俱来。当然，时代越早，符号体系越简单、越直白。符号由人类创造，是人类的思维产品，也是一直伴着人类成长的知识体系。史前存在一个专属的符号时代，符号也在此时初生。

　　一般认为，文字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史前符号时代，符号并不是文字，却有准文字意义，甚至发挥了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文字有形、音、义，而符号有形、名、义，即有约定的名称无确定的读音。史前时代的符号更多具备象征意义，并非用于记录语言。

　　文字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与符号有关。符号时代是文明时代的孕育阶段。文明时代到来后，符号并没有消亡，而是更加蓬勃发展。

　　其实，在史前符号时代，符号已发展成熟，或已有超过文字的意义。可以展望，关于文明时代及文字标准的定义会发生改变，文明史的长度会大大向前延展。

　　中新社记者：任一符号都具有象征意义，符号时代的符号是如何提炼出来的？早期中国流行符号主要有哪些？

　　王仁湘：我所说的符号时代的符号，并非指所有符号，而是那些辨识度高且流行时空很广的符号，如陶器上那些零星的刻画符号都没有计入。

　　符号的提炼，是符号创制的关键，是形象思维的结果。但形象思维并非简单再现事物的形象，而是通过想象和联想加工出新形象，即能被感知的图形、图像、图式等符号。在这个过程中，需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巧妙结合，“得意忘象”才能完成符号创制。

　　比如，仰韶文化彩陶鱼纹多是通过纹饰拆解途径形成。鱼纹全形在完成由典型鱼纹向简体鱼纹演变后，又创造出均衡对称的菱形纹，这属于结构严谨的直边形纹饰系统。变形的鱼唇在拆解后，分别生成了西阴纹和花瓣纹，这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两大弧线形构图系统。

　　鱼纹无形，鱼符无鱼。如此，循着艺术发展的规律，许多彩陶纹饰经繁简转换，从“有形有象”到“无形无象”，最后多呈现为几何纹符号。

　　仰韶文化彩陶还有一个“大鸟纹系统”，也是通过简化和解构方法，完成鸟纹的几何符号化，隐没了写实的鸟形。

　　鸟与鱼，这一对恒常的艺术主题，在彩陶上大放异彩。水和鱼，太阳和鸟，也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与阳、水与火的象征。

　　时代更早的南方高庙文化的白陶纹饰也是如此，大量纹饰只是用一些图形指代崇拜的对象。

　　非常多的白陶图案表现的是一张大嘴，两对大牙，还有大量与鸟形相关的图形，一些画面上见到飞鸟双翅上有獠牙神面。这些鸟与鸟翅代指的是神话中的日乌。翅间有太阳图形，是日乌载着太阳飞翔。高庙文化白陶的发现让我们确信，日乌神话在8000年前就已形成。

　　高庙文化陶器上的獠牙神面应是太阳的灵魂所在，是当时公认的太阳标识。光芒万丈的太阳，被高庙人描绘成口吐獠牙的模样。这獠牙神面又与鸟同飞，或是自己长出一双翅膀飞翔。獠牙在太阳里面，獠牙在日乌身上，高庙文化无器不獠牙，可以想象到獠牙神面在高庙文化中无所不在。

高庙文化獠牙类型示意图。受访者供图

　　在太阳与獠牙之间，我们很难找到直接联系，但出于对光线的联想，将日光提炼为獠牙之形，似乎就并不难理解了。

　　白陶上还发现有八角星图形，有全形八角星，也有半个八角星。八角星在很多史前文化中都能见到，有彩绘的，也有刻画的，还有玉雕的，分布广，延续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符号，也是太阳的象征。

　　成都金沙村出土的古蜀时代的“四鸟绕日”金箔也与太阳有关。图案中四只正在飞翔的鸟形，四鸟首尾相接，环绕成一周。太阳在天上由东向西运动，动力何在？古人很自然地想到了鸟，在他们的视线里，只有鸟才能在空中翱翔。于是，人们这样想象，一定是会飞翔的鸟带着太阳越过天空，那太阳一定有神鸟相助，它们是日乌。

　　中新社记者：早期中国流行的符号是如何传播的？又怎样体现包容与开放？

　　王仁湘：人类认识宇宙和自然，对形象信息进行主观认识和思维加工，用特定形式记述与描绘出来，创制出原初符号。这样的符号在后续的传播中还会得到修饰，最终会以完备形式流传于世。

　　符号学不但研究人类文化，还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心灵活动。最初的那些符号与信仰有关，信仰是符号传播的驱动力。信仰赋予符号以灵魂和生命，也赋予符号包容与开放的属性。信仰是让纷杂的社会获得秩序的必经之路，而符号又是大脑艺术加工出来的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标识，其丰富多元与广泛传播是中国文明中包容与开放特质的体现。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有一句名言是“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其要义是符号要易于理解和接受，接受就是认同，认同才能传播。

　　皮尔斯认为，符号可分成三种：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其中，规约符号是指与对象间没有内在联系，但约定俗成。白陶上的獠牙神面，就属于这类符号。獠牙与太阳并无明确联系，但却传播得很广，从南到北，白陶、彩陶、玉雕、石刻上都有其踪影。

　　高庙陶器上刻画的神面，构图完整，形态固定，大都已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上下两对獠牙的嘴。

　　仰韶文化彩陶上也绘有獠牙神面，是很生动的人面形象。良渚文化玉器上微刻的神面普遍都有獠牙，也是上下各一对，一般是兽面。石家河文化玉神面以长长尖利的獠牙为特征，上下各一对，神面几乎都是人面形。

　　白陶的压刻，玉石的雕琢，彩陶的描绘，这三次艺术浪潮留下类似的神形，这已不只是艺术层面上的延续，而是信仰体系的认同。

　　综观史前的獠牙神面符号，可得出这样几点印象：流行年代约在距今8000-4000年前，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獠牙构图基本类似，上下各一对，上牙居内下牙居外，风格一脉相承。这样看来，獠牙神在史前得到大范围、长时段的认同，可确定与崇拜和信仰相关，体现了开放与包容的精神。

　　将动植物人格化，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安上人面之后，便有了神格。史前的獠牙神面像，是在人面上加饰了动物獠牙创作而成。獠牙神面作为一种信仰符号，还有前面提到的八角星纹，能在久远的时空范围跨越各个文化传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徽双墩文化陶器上的鱼纹符号，由两条简单弧线交叉表示一条鱼的轮廓。这样的符号还出现在河南中西部的仰韶彩陶上，正是得益于开放与包容，其生命力才以千年计。

　　符号在交流过程中传达人类的思想，传达信仰，也传达艺术。符号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借鉴与吸收，是文化上开放与包容的写照。

　　文明与史前，是人类两个大时段的划分。符号虽在文明时代也广泛使用，但与其在史前的作用与意义明显不同。在开放与包容的基础上，多元一体的文化准备，也许是由符号的认同开始的。由符号认同，可看到信仰的传播，看到艺术思维的发展。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还有哪些？

　　王仁湘：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到史前有一个专属的符号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符号已开始统领一些特定区域的人群。符号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让人们彼此理解，秉持着开放与包容，实现彼此认同。

　　早期符号更多具有信仰的性质，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得益于此在传播中才吸引更多关注，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人类早期的信仰，体现为对宇宙和万物的认识。在文字出现之前，图式符号已成为信仰的重要表达方式。史前的符号还不是文字，却记录着人类的灵魂思维。

　　史前符号一般是由信仰内涵提炼出来的几何图形，强调象征意义。以阴阳观念为核心的方圆符号，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獠牙与日乌符号，记述着古老的信仰所认同的历史，正是华夏文化的根脉所在。解码这些符号的意义，有助于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根脉之所在。

　　中华文化从史前符号时代算起，就开始了时空广大的交流融汇，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一体的品格。中国文明形成的解释模式，思维与精神一途一直是缺席的。注意到那些古老的符号，那些与信仰相关的符号，那些指引思维方向的旗帜，一定会有更多新发现。(完)

　　受访者简介：

　　王仁湘，考古学者，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先后受聘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主撰和主编著作一百多种，主要有《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中国史前考古论集》《半窗意象》《凡世与神界》《藏王陵》《混沌初开》《饮食与中国文化》《往古的滋味》《善自约束—古代带钩与带扣》《方圆一体——玉琮研究》《大仰韶》《南藩海昏侯》等。近年重点关注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信仰内涵研究，相关撰述将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