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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谢茂松:如何理解中华礼乐文明的“和平”本质?

东西问丨谢茂松:如何理解中华礼乐文明的“和平”本质?

2022年04月10日 18:23 来源:中国新闻网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东西问)谢茂松:如何理解中华礼乐文明的“和平”本质?

  中新社北京4月10日电 题:如何理解中华礼乐文明的“和平”本质?

  作者 谢茂松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度。纵观历史,即便国家强大时也没有侵略别国。立足当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如何让海外理解中国的和平理念?揭示作为中华文明底层结构的礼乐文明所蕴含的和平本质,或许是一条有效途径。

  礼乐文明并不是虚浮难懂的概念,它作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作为“活着的传统”,如无分过去、现在、未来的流水一般贯注于一代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小到春节期间中国人追求的“一团和气”,大到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平的传统与基因一以贯之。

  礼乐文明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

  中华文明的底层结构是礼乐文明。礼与乐合称,即礼乐,两者代表了礼文化内部的张力。历史上,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周三代礼之大成。孔子继周公之后而“周孔”并称,因为他点出了礼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普遍性以及“可长可久”的文明连续性。

  究竟何为礼乐?从内在文化价值观上讲,礼乐背后抽象的文明原理是秩序与和谐。其价值观就是《礼记》所说“亲亲”与“尊尊”,也即是孔孟的“仁义之道”,“亲亲”之“仁”代表和谐,“尊尊”之“义”代表秩序,二者形成文明体内部必有的张力。

  内在价值发而为制度,则是政治层面的“设官分职,任贤使能”与社会层面的家族、宗族、家庭之孝道,这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制度化生活安排。

  政治层面的“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则落实为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对于“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与教化的双重责任,中国政教之秩序乃是大一统之秩序。

  社会层面来讲,礼乐文明作为百姓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如流水一样全部贯注于一代代中国人的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延续至今。

  春节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礼文化的集中体现。为何春运承载了全世界最大的运输量?为何大部分中国人都要回老家过年?春节背后凝聚着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家庭团圆一起吃年夜饭,象征着“一团和气”;贴春联辞旧迎新,象征着“一种元气”;还有春节愿望中的国泰民安,也象征着天地相交融,天下太平、政通人和。

2014年1月14日,春运即将来临,赵虎与妻子仕珍带着全家福照片从太原返乡。<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记者 韦亮 摄
2014年1月14日,春运即将来临,赵虎与妻子仕珍带着全家福照片从太原返乡。中新社记者 韦亮 摄

  刚过去的清明节,同样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礼记》谓“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这是说春天雨露湿润大地,万物复苏,天人相应,君子、孝子心里也如万物复苏一样有所惊醒,在清明节祭祀时好像要见到逝去的亲人,并以欢乐的心情来迎接,《礼记》接着又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春节、清明节分别处理一生、一死,但都一致强调“和气”。

2022年4月5日清明节,香港市民扫墓拜祭祖先。<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记者 李志华 摄
2022年4月5日清明节,香港市民扫墓拜祭祖先。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 摄

  历史上周边国家为中国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作为“礼义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内部而言,也正在于“礼义”的文化价值观维系从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中华文明的“和平”心态亦用于处理竞争

  判断一个文明的出发点,要解决其是立足于和谐还是立足于冲突,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周易》为五经之首,张载强调,“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要达到和谐,需要君子、政治精英主动谋划国家治理。政治家着眼的是一个整体的大和谐观,是在动态中、全过程中达到的和谐。

  礼之用,和为贵。“和平”是作为和谐之“和”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是礼乐文明处理人与人、人与天地之间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由“家和万事兴”推扩到国家、天下及天地之和的德性共同体,中华礼乐文明具有和平的本质。

  在中国人眼中什么是“和”?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诗广传》里强调“气愈温而始有力”。人越温柔敦厚,越有内在的力量。作为中华文明对于“和”的理解,“和”不是软弱无力的,而是外柔中有内刚。王夫之一再强调“养和平之气”,中华文明在讲到和平时,最深层、最精微的乃是意指人心的和平,是一种血气的和平,国家治理则从最根本上着眼于普通人的性情、血气。

  中华文明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必然存在的竞争、斗争,《荀子·礼论》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礼乐文明的功能正在于以“义”的价值观作为原则来处理纷争,而有“义”才能达到“和”,这就是礼乐文明仁与义、秩序与和谐之间的张力。

  作为礼乐文明的六艺、八达礼之一的射礼,强调反求诸己,内志正而外体直,所以竞争是“君子之争”,是“射以观德”的德行之争。这就是今日中国强调办好自己的事而根本不是要与别国竞争的文明根源所在。

2022年3月2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八达岭古长城举行,采集“和平之火”。<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记者 贾天勇 摄
2022年3月2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八达岭古长城举行,采集“和平之火”。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中国深知“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而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在历史上曾屡次遭逢来自外部的危机与挑战。2600多年前,《公羊传·僖公四年》就有记载:“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中华文明每次都能克服危机与挑战,使得文明传统保持延续性,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中华文明的文明意识所形成的内聚力。当然这也与中华文明深刻理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有关。

  中华文明对战争的理解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强调止戈为武,不懂和与战的辩证法,一味为和而求和是达不到和的;《周易》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就是一阴一阳的辩证关系,而阴、阳二者的关系是阳主阴从,和平为阳,战争为阴,所以和平是出发点与目的所在,战争是不得已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其次,止戈为武乃是以正义的战争坚决制止非正义的战争,《周易》师卦象征战争,强调“正”,中华文明强调“仁者无敌”,强调战争的正义性,所以孟子会对“春秋无义战”加以批评,这也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相信抗战最终胜利的文明根源之所在。其三,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战争的态度不是好战,而是孔子强调的慎战,止戈为武的同时还要“知止”,知道如何合乎中正之道地节制战争并适可而止地结束战争。

  中华文明作为农业文明,面对北方游牧民族草原帝国的一次次入侵,正是因为能够以农业文明大国的举国组织动员体制,并以持久战的方式成功加以抵御,在一次次不惧牺牲的保家卫国战争中,中国才能在“不绝若线”下保持其连续性,所以和平、善良并不等于好欺负。

  中国人不仅强调知止,更不会主动发起非正义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国不搞对外扩张,因为基于中华文明知止而可大可久的文明原理与高明智慧,历朝历代都深知对外扩张会导致外重内轻的道理。这也是以明朝国力之盛,郑和七下西洋而始终恪守和平之原则的文明原理所在。此外,海外的扩张会导致海外军事、经济实力的大幅扩张,这会影响到本土、内部的稳定与秩序,从而导致内部失衡瓦解。

  这一点深刻体现于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防御战略中。中华文明只是因应国势的强弱消长而分别采取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两种战略。国力强盛时采取积极防御战略以收复故土失地,但本质上依然是防御性的,这与西方历史上国强必扩张、侵略、称霸有着根本的不同。

  当时间来到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亲亲”与“尊尊”、“仁”与“义”作为政治、社会的两大传统原则及其组织方式,在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道路中得到深层次的继承与转化,和平发展成为外界理解中国道路的关键词。

2021南京和平论坛开幕式舞蹈诗画绘“和合共生”。<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记者 泱波 摄
2021南京和平论坛开幕式舞蹈诗画绘“和合共生”。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在对中华文明的继承与更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明样态,所走出的中国道路也是对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

  浸润中华礼乐文明的智慧,中国已走过数千年,不难发现文明的和平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追根溯源、温故知新,中国将以和平这一共同价值观为引领,从中华文明的本质肌理、历史精神中追求新的生存发展之道即新的可大可久之道。

  深刻理解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我们就能在大历史、文明史的视野下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乌克兰局势下的中方立场。习近平主席指出,乌克兰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是中方不愿看到的。中方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我们向来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支持俄乌对话谈判,谈出结果、谈出和平。美国和北约也应该同俄罗斯开展对话,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

  习近平主席的表态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本质,而“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正是中华礼乐文明中“义”的文明原理在今天的展现。(完)

  作者简介:

 

  谢茂松,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科技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战略研究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马工程双重委托项目首席专家;中央党校文史部兼任教授,曲阜孔子书院执行理事长;国务院国资委商业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民营经济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香港《南华早报》中国专家组专家。研究专长:经学,中国文明与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治术思维及实践;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体制研究,中国文明与国家战略研究,数字文明与中国科技新型举国体制研究。著有《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中华书局,2013)等专著。

【编辑: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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