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綦天柱:为何要重新审视古典中国“传统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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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綦天柱:为何要重新审视古典中国“传统之家”?

2022年12月13日 20:56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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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长春12月13日电 题:为何要重新审视古典中国“传统之家”?

  作者 綦天柱 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

  各国文化特色,如江河入海,水系千形万状,流经之处并非出自设计,而是各自阻力最小、代价最低的路径,主流支流,莫不如此,哪怕改道,亦循此理。此处隐奥,往往令人倒果为因,甚至削足适履。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便是此中范例。

  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五四运动以来,古典中国“传统之家”在西方文化浸润之下重构为“现代之家”,却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如今,新时代的中国正重拾文化自信,回望家文化浮沉流变,重新审视古典中国“传统之家”正当其时。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是广东现存规模最大、装饰华丽、保存完好的 “陈家祠”。姬东 摄

  “传统之家”以何为基

  中文的“家”字,至少包含了英文“home”和“family”的双重蕴意;而中国传统“家”文化中,“家”是个体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传统文化的根基。

  首先,“传统之家”根植于祖先崇拜。道家讲“子孙以祭祀不辍”,儒家则“敬鬼神而远之”,将“神”模糊为“天”和“天意”,高高架起,同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人+人),把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神的想象转向了祖先崇拜,具象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宗族制度,而载体就是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

  千年以降,“传统之家”是中国非宗教化的底层免疫系统。所谓祖先崇拜,从某种角度看,即通过祭祀、扫墓等固化礼仪,让生者看到先人永在,子孙无穷匮也,从而消减、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而对死亡的敬畏恰恰是宗教意义生产机制的终极驱动。

  外来宗教,或如佛教彻底中国化以求融合,或被“免疫系统”所收服。无论是“南朝四百八十寺”,还是明清基督教“礼仪之争”,都无法动摇祖先崇拜体系,更无法撼动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

  其次,“传统之家”实现了多维度“成本最小化”。传统意义上的“兴亡周期”源于农业国资源有限,内卷到极致而产生治乱交替。“传统之家”则极大降低了各阶层融入政治体系的成本。

  从上层看,无论是西周至战国的“家国同构”,还是宋至明清的“家国共管”,都在保持极小官僚集团、最小化治理成本的同时,实现了“超稳定结构”;从中下层看,“传统之家”通过规模效益使生存成本最小化,对外可以通过合力办成大事,对内则发挥着“金融部门”“慈善机构”等作用。即便今日,在家祠制度仍有威力的江南、岭南地区,生意人往往更容易从宗族内部筹措到大笔资金。

  “传统之家”有何“隐奥”

  中国“传统之家”被诟病处多有“隐奥”,比如被口诛笔伐的嫡庶之争、家长制等,深究起来,未必尽然。

  中国“传统之家”家族内部鼓励竞争。上至皇室,下至黎庶,多子多孙往往让能者脱颖而出。三国时期,袁氏一族人丁兴旺,每个都顶着“四世三公”的光环,但最后脱颖而出的仅仅二人,庶出的袁绍又完全压倒了嫡出的袁术。最终打败袁绍、统一中国北方的曹操亦不过庶长子而已。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唯才是举,让嫡庶之争变得不那么紧要,而律法规定父辈遗产“嫡庶按子均分”,则进一步降低了嫡庶差异。

江西省都昌县袁氏龙灯队在该县鹤舍古村巡游,喜迎元宵佳节。傅建斌 摄

  反观中世纪的欧洲,大体而言,无论爵位还是财产都是“长子通吃”,其余诸子需另谋出路,不公平程度尤甚。

  传统文化中的“家长制”,弊端广为人知,深层原因却未必尽人皆知。比照资源相对宽松的西方商业文明,中国“胡焕庸线”以内的可耕地十分有限,且很快开发殆尽,一般年景下农人不过保有半年口粮。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中介绍,中国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商汤时期直至1937年止,3000多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每6个月一次。如此严苛自然条件下的传统农业家庭几乎没有试错空间,决策一旦失误,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生存危机。缘于此,在“传统之家”中,家族成员让渡决策权于族内最有经验、最具权威的族长几为必然之选。

  15世纪的欧洲,小小的威尼斯城邦岁入与整个大明相当。生存资源的丰厚意味着广大的容错空间。如果将古典中国的“传统之家”放大来看,大河泛滥,灾难频仍,是中国社会早熟且力求稳定的肇因之一。

  “西式家庭”迭代亦有困境

  西方家庭观念演变,一在宗教救赎,二在契约精神。古希腊和古罗马本为多神教,古罗马甚至盛行家神崇拜,使得宗教具有极强的宗法性(有类似祖先崇拜功用)。信众占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亚伯拉罕诸教,尤其是基督教强调“爱父母过于爱我(神)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神)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用一神体系替代家庭血缘成为社会的底层结构,家从此只是个人的出发点,而非归结点。

  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人进而主张,父母未经允许就生下子女,须有无偿抚养义务;但等孩子具有自由意志之后,亲子之间剩下的就是契约关系。这种说法,民国时期大行其道,极大地动摇了中国家文化的根底“孝道”。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期表示,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伦理全是封建制度之遗物;鲁迅立论“父子间没有什么恩”;傅斯年则在《新潮》首期指“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蔡元培也说,家庭可以废除。

  客观上说,上述思潮一定程度上有历史和现实合理性。当时,批判中国家庭,对标的是西方个体契约式家庭,认为前者压抑天性,后者尊重个体,但通过解构“养育之恩”和“忠孝之道”来主张个体自由,委实不可取。

  当今时代,追求个性与自由无可非议,问题是过犹不及,如果个人主义泛滥到精致主义或没有底线的利己主义,契约精神到了断言养育之恩“毫无恩情可言”的地步,那么无论古今中外,论争、斗争甚至战争就毫不奇怪了。

一位市民从公交站台“孝文化”剪纸公益广告前经过。张云 摄

  “传统之家”何去何从

  不难发现,同在东方、同为儒家文化圈但西化更彻底的日本,接触西方文明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自我否定,崇尚欧美;二是赶超或局部赶超后,重拾自信,回归传统价值观。我们现今正好处在第二阶段。

  文化自信,首在文化自知和自尊。当今世界,无论东西,皆以“人”为本,而儒家则以“仁”为本,着重且擅长处理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基本理念。

  传统大多不会不合情理,却会不合时宜。从“修身”体察自然人性,由“推己及人”体察个体与集体的边界,补齐短板的“传统之家”,可以防止个人主义过度发展,继而由“齐家”而“天下承平,国家大治”。

  中国人把“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by God)”译为“人生而平等”,在传统造物主日渐式微的当今世界,重新将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定义为“父母—家庭”,也是暗合了回归人本、回归家庭的未来趋势。中国“传统之家”根植于牢固的血缘亲情,依托仁和礼,具备了可实操的社会性,进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也具备一定的普适性。

农历大年三十,民众吃热气腾腾的年夜饭。王东明 摄

  近些年,中国青少年掀起的“国潮”不仅是消费潮流,也是价值观、生活理念回归传统的表现,而“寻找家风”活动的走红也折射出社会对传统家文化回归的热盼。

  当前,深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传统之家”,值得我们反思其合理性,深挖其适应性,发扬其优越性,将“传统之家”优化为普适的“现代之家”,实为当代必有之义和应由之路。(完)

  专家简介:

  綦天柱,长春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长期深耕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领域,专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承与发展,在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开设“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系列课程。近年出版专著4部、译著5部,获省级科研一等奖,论文获《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编辑:苏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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