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律师的抗争

　　刘秀珍，今年70岁，当过兵，做过机关干部，1979年到1991年期间，在石家庄市总工会工作。1991年退休后，她干起了专门为职工代理劳动诉讼的工作，被人称为“工人律师”。在周围人眼里，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有着一身正气和“闲不住”的性格。1997年11月，一个叫苑建恒的普通工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也为她此后坎坷的律师生涯埋下了伏笔。

　　当时，鸣鹿公司安排苑建恒春节加班，性格耿直的老苑随后要求补发加班工资，甚至做好了“不在这里干了”的准备。不料，这一要求惹怒了吴砚田，在解除苑建恒劳动合同的同时，也要苑“退回住房”。刘秀珍代理了苑建恒的诉讼，石家庄市新华区法院也认为房子问题不属劳动争议处理范围，判定苑建恒胜诉。

　　很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推翻了这一判决，苑建恒被赶出家门。看到一名工人因为主张自己的劳动权利而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刘秀珍心里不是滋味。

　　此后，署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吴砚田”的告状信，出现在各级司法部门，要求对律师刘秀珍“进行处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的职工告诉刘秀珍“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此时，刘秀珍也发现自己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出现了“异常情况”，她不得不离开这家律师事务所，转到离家较远的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危急时刻，她给中共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总工会、司法局写信，要求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2000年12月31日，新的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刘秀珍刺破了自己的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了一封“血书”，替苑建恒申诉。由于不断听到吴砚田要“教训”自己的消息，2001年4月，刘秀珍干脆给吴砚田写了一封信，摘录了《宪法》、《劳动法》相关条文。她坚持认为“厂子再大，也没有国家的法律大；工人再小，也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事实上，刘秀珍站到了与吴砚田斗争的第一线，此后，她的处境更艰难了。

　　2001年4月16日，吴砚田以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名义致函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请求“依法约束、监管个别律师非法行为”。函中要求该市人大常委会“约束管束”刘秀珍。随后，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将函件转给该市司法局，这是一个主管律师行业的政府部门，他们按照“投诉”进行了调查，认为刘秀珍“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律师业务活动”，因此，没有对刘秀珍进行处理。

　　2002年5月9日，一封写给河北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河北省律师协会的信，要求对刘秀珍“进行严肃处理”，否则“将是社会不稳定的隐患”。署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吴砚田。随后，刘秀珍得知，河北省有关部门放出话来：“一定要找到刘秀珍的问题”。

　　此后，刘秀珍接到了《河北省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处分决定书》(冀律协处字“2002”第一号)，认定刘秀珍在代理河北鸣鹿服装集团公司职工劳动诉讼案件中，在法庭陈述时提到了“黄世仁”、“杨白劳”，是“在执业中使用污辱性语言，与律师应珍视和维护执业声誉基本准则相悖”，因此，该会作出决定，给予刘秀珍“训诫处分”。随即，有关官员对刘秀珍进行了“态度十分严厉”的谈话。为此，2003年第2期《河北律师工作简报》也批评了刘秀珍。

　　这年，河北省司法厅律管处在年检注册时，收缴了刘秀珍的律师执业证书。此后两年间，刘秀珍被剥夺了律师资格。她再次代表职工出现在法庭上，只能以“市总工会退休干部”名义。刘秀珍在给有关部门的说明中表示：“我今年已进入古稀之年，是一名执业22年的老年律师，执业以来，十分重视律师的声誉、诚信，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弱势群体服务，主要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她坚信“志为弱者讨公道，誓与腐败斗到底”的选择没有错。

　　2005年5月15日，刘秀珍终于领到了失去两年之久的《律师执业证书》，不禁百感交集。“我对法律的态度是，健康虽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正义故，两者皆可抛。”刘秀珍以此勉励自己。

　　面对吴砚田和他编织的权力网，一个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己任的律师尚且如此，对于一些维护自身权利的普通工人而言，处境就更加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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